文︱葛兆光

2020年的前八个月，我在东京。此前已经到日本多次，总是想抓紧时间查找研究资料，所以忙着看书和写作，无暇四处参访。这次有八个月时间，不免就动了“日本走透透”的念头，本打算南下萨摩，北上函馆，也打算去濑户内海的中岛和真言宗圣地高野山，甚至还想去一趟冲绳。可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一场席卷全球的疫情，让这些计划化为泡影，于是，只能宅兹东京（不是宅兹中国），定下心来读些日本史论著。
顺便说一句，在日本读日本史论著，是这次一开始就定下的计划。不过，尽管专心读日本史论著，但我心里想的，仍是中国史问题。因此那些日本史论著，就成了我重新在亚洲理解中国史的背景。这里选录的，就是若干篇我在东京读日本史论著的摘录和笔记，随便起了个题目，就叫“东京读书记”。

日本的所谓“国体”读尾藤正英《日本的国家主义》
天气越来越热，不忍池的荷花越开越多，粉红色的花朵和花苞，渐渐从茂密的荷叶中，露出来大朵和小朵，每天去看，似乎风景都大不同。因为很快就要回国，不得不赶快阅读借来的书籍。前段时间，花了差不多十天读尾藤正英（1923-2013）《日本文化の历史》（东京：岩波书店，2000），这当然是一本已有定评的名著，把日本几千年文化史写得如此清晰简明，觉得很应当收藏一册，所以，今天急忙去神保町的三省堂书店把它买回来。一眼看到书架上还有他的另一本著作《日本の国家主义：“国体”思想の形成》（岩波书店，2014），也顺便买回来学习。

“国体”问题是日本学术界和思想界讨论得很热闹的话题，好像中国学界对于所谓“国体”倒是讨论不多，或者讨论并不集中，也许还没有意识到很多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根源，会聚焦到“国体”这一概念。但日本学界在二战之后，深切反思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道路的历史根源与观念基础时，不得不追溯到日本人对日本“国家体制”的认识，所以他们对“国体”的讨论就很深入。尾藤正英指出，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中，水户学是“启下”的资源。按照他的说法，水户学的出发点是藤田幽谷（1774-1826）的《正名论》（1791），而水户学的完成形态则是会泽正志斋（1781-1863）《新论》（1825）和藤田东湖（1806-1855）《弘道馆记述义》（1846）。我想，虽然日本传统的“神国”观念，可以追溯到蒙古袭来之后的北畠亲房（1293-1354）《神皇正统记》和瑞溪周凤（1392-1473）《善邻国宝记》，然而，具体到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所谓“国体”认识，确实还是直接来自水户学“尊王攘夷”思想的阐发。我在水户弘道馆参观的时候，印象很深的，就是挂在堂中写了“尊攘”两个大字的条幅。
水户弘道馆的“尊攘”条幅
此书的结尾部分，侧重讨论日本的“国体论”。尾藤正英说，他并没有对“国体”给出精确定义，但大体上就是这样的：首先，以记纪神话为基础，解释日本国家的建国原理以及国家体制。国体就像人一样，人有四肢五体于一身，国家也必须具有统一形态。而日本从建国之初，就已经形成国家紧密的统一性以及国家的优秀体制，这个统一性并不是由于权力的统治，而是“亿兆一心，皆亲其上，而不忍背离”，也就是全体国民对执政者自发的服从；其次，这种自发服从，是由于人民心中浸透了忠孝的道德观而获得的，“以忠贵贵，以孝亲亲”；这种忠孝的道德观并不是通过语言，而是在“不言”中实现的。再次，对于国家的忠诚，为什么不言而喻，为什么人民日用而不知呢？是因为天皇通过祭天敬祖的礼制，使它浸透了民心。天皇掌握的宗教礼仪，特别是即位之际的大尝会仪式。看到其祭祀的仪容，人们会感铭于心，便深深埋下忠孝之道德观念，这就是“以祭为政，以政为教”（以上是大意）。尾藤正英指出，如果明白这一点，就理解了明治维新时代乃至此后日本的所谓“尊王攘夷”思潮，以及“祭政一致”“政教一致”的政治体制，这就是日本国家的原理（261-262页）。在这样的国体论中，特别引人瞩目的一点是，人民对国家自发的协力。

如果说，尾藤正英主要还是从思想史上追寻“国体”观念的历史来源，那么，丸山真男对于“国体”的分析则从政治学上直指其现实影响，更加深刻与尖锐。所以，有关日本所谓“国体”以及“国体”观念的影响，我以为最好同时读丸山真男《现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动》，特别是此书的第一章《超国家主義の論理と心理》，这本书现在已经有老朋友陈力卫的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19）。
丸山真男指出，日本的“国体”是日本在明治、大正、昭和出现的种种问题的关键。看上去虽然只是对国家的认识与观念，但实际上却非同小可。他说，“当国家在‘国体’中垄断了真善美的价值判断时，学术、艺术的自由，自然无从谈起，除非依附于这种价值判断的实体，而且这种依附绝不是外表的附随，而是偏向于内在的”（中译本，第8页）。换句话说，“偏向于内在的”就是内心自觉而且真诚地相信国家（实际上是政府）提倡的价值，乃是绝对正确的，也是自己必须全身心去捍卫的。所以，当“国家主权在垄断了精神权威和政治权力后，国家行为（作为国体）便拥有了维护其正统性的独有准绳。因此，国家的内政、外交就可以不受超越国家意志的那种道义上的制约”。由于国家没有制度和道德的控制，以国家的名义可以为所欲为，这就使得个人没有任何自由。从丸山真男的论述中可以知道，由于人们相信日本帝国就是真善美，所以帝国的“任何暴虐的行径，任何背信弃义的行为，都是可以被允许的”。正是从这里激荡出所谓的“爱国主义”，而这种爱国情感混淆了极端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理性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才把二战中的日本带入深渊。
因为“国体”问题如此重要而且神圣，所以，任何有关国家的讨论，无论是历史还是政治或是文学艺术，就立即变成了政治问题。丸山说，由于日本国家以天皇为绝对价值，形成连锁式结构，“自上而下的统治依据，是跟天皇的距离成正比的”，所以整个国家被形塑成类似军队生活的样子，“近代日本靠着权威和权力的一统化，把封建社会的权力偏重，重新组织得井然有序”。由于天皇是中心，“离中心实体的距离是价值判断的准绳，当把这一逻辑推向世界时，便催生出‘万邦各得其所’的世界政策，由万国宗主的日本，来确定各个国家所处的身份秩序，才会实现世界和平”。他引用佐藤通次《皇国哲学》的话说，“天皇的威光照遍世界才具有世界史的意义，其光芒无疑是以皇国武德之显露而得以实现的”（中译本，20页）。
读尾藤正英和丸山真男有关“国体”的讨论，觉得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对所谓“国家”的理性认识很关键，一个国家民众对“国家”的认识既来自历史，也来自现实，它应当是思想史探讨的主题之一；第二，要理性区分无条件热爱的祖国、生存在其中的国家，和为民治理国家的政府，正如丸山真男所说，“只有在以极端国家主义为一切基础的国体丧失了其绝对性的今天，国民才可能真正成为自由的主体”（中译本，21页）。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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