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孙中山的一生中，一共有三次北上的经历，都是为了革命事业的发展而奔波北上，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梳理孙中山1924年第三次北上的情形，展现一代伟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国家民主事业、人民幸福依旧在奔走、在战斗。
△孙中山
1956年11月12日，适逢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指出：“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孙中山作出了崇高的、科学的历史评价。
孙中山北上前三天合影
在孙中山的一生中，一共有三次北上的经历，都是为了革命事业的发展而奔波北上，也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第一次北上发生在1894年6月，当时的孙中山首次进京，满怀着“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或可奋起”的热切期待，带着陈情书和介绍信赶赴天津，本着“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力，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的改革主张上书并求见李鸿章，未果，只身前往檀香山组织创立兴中会；第二次北上是在辛亥革命发生后，为了缓和南北地区间的冲突，稳定政局，1912年孙中山应袁世凯多次邀请，力排非议，北上“共商国是”；第三次北上在1924年“北京政变”发生后，此次之行，孙中山为了实现全国和平统一和宣传革命主张，使当时分崩离析的局面得以改观，在权衡利弊之后，决定甘冒风险，应邀北上，共筹祖国统一大业。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国家安定统一，孙中山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为革命事业战斗。本文将梳理孙中山1924年第三次北上的情形，展现一代伟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国家民主事业、人民幸福依旧在奔走、在战斗。
北京政变 联名电请相邀北上
1924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一年1月份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达成第一次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同年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突然倒戈，发动“北京政变”，这也是孙中山第三次北上的直接原因。
1924年的北京各方势力错综复杂，各派军阀之间亦是互相猜忌、争权夺利，终于在9月份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这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主要是以曹锟、吴佩孚为代表的直系军阀和以张作霖为代表的奉系军阀，在长城沿线展开战斗，其中参与调动投入战斗的兵力高达五十五万人以上。直奉战争进行到关键时刻，正处于战争后方的北京被突如其来的政变打破了往日的平静。直系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倒戈，一举推翻了直系军阀曹锟政权。冯玉祥从热河前线调兵，下令以最快的速度班师回京，偃旗息鼓，一昼夜行军二百二十里，晚上到达北京后，一夜之间，未动一刀一枪，即刻占领电报局、电话局、车站等重要关口部门，接管全城防务，对于这场被称为“中国正遭遇即将迈上统一路途之重大时机”（《致泽村幸夫电》，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的政治大变动，史称“北京政变”。直系吴佩孚兵败南逃，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随即在北方呈现了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三派的联合局面，但又相互之间隐藏着猜忌和利益争夺。直系旧军阀政权被打垮，新军阀的政权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冯玉祥为了维持政局，特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张作霖、段祺瑞为巩固政权、收买人心，也趁机先后邀请孙中山北上商讨和主持解决时局问题。
权衡利弊 几经周转身赴京城
在此时局混乱时刻，孙中山是否北上成为全国关注的重点。孙中山经过一番权衡和考量后，认为北京政变是中央革命的第一步，不能留在广州坐以待毙，错失良机，必须亲自去北京完成中央革命的任务。并于10月27日致电冯玉祥，表示“建设大计，并须决定。拟即日与诸兄晤商。”冯玉祥立即复电，请孙中山早日启程，指示建国方略，并派马伯援为代表，持亲笔函前往广州欢迎。
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了《时局宣言》（即《北上宣言》），决定扶病北上，通过《时局宣言》来阐明此次北上的目的，沿途路上广为宣传。首先重申革命的目的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宣言指出：“北伐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换言之，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翻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时局宣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6年。）孙中山看到了不仅要推翻军阀，而且需要推翻军阀所依赖生存的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积极宣传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力求在中国实现三民主义，极大地促进了群众反帝反军阀思想，对后来的北伐战争起到推动作用。《时局宣言》同时强调要召集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等九种团体代表组织国民会议，以谋祖国的和平统一和建设。《时局宣言》是孙中山生平最后一篇政治宣言，表明了孙中山的立场与北上的坚定决心，其主张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力支持和全国民众的拥护。
11月13日，孙中山带病偕夫人宋庆龄等人由广东乘轮船启程北上，途经香港、上海，转道日本，在日本停留数日，于12月14日，由日本抵达天津，孙中山先生到天津的消息一经传开，受到两万群众的热情接待和欢迎。由于常年奔波，过度劳累，孙中山积劳成疾，肝病发作。此时北京的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新的一轮争夺地盘的军阀斗争又开始了，段祺瑞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段祺瑞宣布召开“善后会议”和“国民代表会议”，实际上是要抵制孙中山先生积极倡导的国民会议。孙中山意识到此次北上将困难重重，但为了宣传革命思想，为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在忍受身体病痛的折磨的同时，毅然坚持带病入京。
12月31日，孙中山一行人由天津抵达北京，受到北京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孙中山在车站发表的书面谈话《入京宣言》中重申此次来京不是为争地位和权力，而是特来商讨救国。第二天，即1925年1月1日，段祺瑞电邀孙中山出席“善后会议”，孙中山先生因病迟于1月17日复电段祺瑞，指出“善后会议”的荒谬，并提出两点补救方案，段祺瑞拒绝执行，孙中山和国民党成员代表未出席“善后会议”，双方就此次会议未达成一致，不欢而散。3月1日为了对抗段祺瑞政府召开的“善后会议”，以促进真正的国民会议召开，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努力下，在北京大学三院礼堂组织召开了国民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否认“善后会议”，强调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主张。在会议期间，还举行了追悼孙中山活动。
鞠躬尽瘁 壮志未酬遗憾而终
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病情加重，住进了协和医院，治疗效果不是很好，后又转移到北京东城区铁狮子胡同外交家顾维钧的住宅，此时孙中山的身体状况已经不能支撑会见客人。3月12日上午9时25分，孙中山先生在北京溘然长逝，终年五十九岁。孙中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心系革命事业，发出“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呼声，在《遗嘱》和《致苏联遗书》中更是深切地表达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殷切期望，在去世前仍牵挂着革命事业，带着未完成的革命事业悲伤离去。
孙中山去世的消息一经传开，举国哀痛，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追悼高潮，各种党派、团体以及各界人士发来唁电和挽联，或者写诗词来悼念孙中山，对于孙中山离世表达内心的悲痛。在《遗嘱》和《致苏联遗书》中表达了孙中山希望能在短时间内能够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阐明了废除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的国家，希望国共两党进行合作。一经公布，就广泛受到社会各界民众的关注和认可，为革命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宣传，也对后续的国共合作起到重要作用。孙中山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旧心系革命，为民主革命事业在战斗，彰显了其为革命献身的大无畏精神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同时也深刻地体现了孙中山“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的坚强革命意志，也深刻体现了孙中山一生为国为民不懈奋斗的高尚情怀。
孙中山最后一次北上历经艰辛和波折，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坚强意志和鞠躬尽瘁、战斗到底的精神值得我们称颂，孙中山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为民族独立、人民自由奋斗了一生，热爱祖国、献身祖国的崇高风范，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天下为公、心系民众的博大情怀，更为后世所敬仰。
（作者单位：河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作者：谭备战 马小月编辑：王富聪 孙靖琪团结报文史e家原创内容，如需转载，请联络我们获取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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