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亚洲/文 1966年5月的一天，鲍勃．迪伦和约翰．列侬在一台车里尬聊了好久。镜头里的迪伦显得很局促，说话含糊不清，不停地变换着坐姿，期间还点了支烟。列侬倒是还算沉稳，靠着车门，后背笔挺地坐在那里。列侬后来回忆说，其实当时两个人都喝大了，但他很紧张，因为他认为自己在迪伦的“地盘”上。彼时，鲍勃．迪伦在英国进行电音巡演，正值所谓高光时刻，却全然不知一场命运对他另有安排。 同一年，一场摩托车车祸让鲍勃．迪伦终止了巡演，并进行了长久的休养。像滚石一样的迪伦沉寂了，披头士却开始拥抱商业，并获得了成功。另一位才华洋溢的音乐诗人科恩也在此期间迅速崛起。倒是迪伦退守的地方伍德斯托克，在1969年名声大噪。一群“要做爱，不要战争”的青年人，把乌托邦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就像当时媒体评价的——60年代意识的转折点，年轻的革命者摒弃不属于他们的生活方式，走在他们的路上。 “垮掉的一代”要让一个时代整段垮掉，但同时他们也指明了新的潮流。 1966年的迪伦正值人生第一个巅峰，也经历了最大的争议。那就是他在试图扯掉自己身上民权运动“爱豆”的标签，向更具有探索性和潮流性的摇滚乐转变时，他成了民谣的叛徒。在迈克．琼斯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民谣在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谣向来被视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属于人民音乐。“人民的“和”商业的“在当时是对立状态，“人民的音乐就不能够从廷盘巷生发出来，因为出于牟利目的而做的音乐将无法承担聚焦于并用以反对无论何种形式的压迫的斗争的任务”，迈克．琼斯说的以牟利为目的的音乐就是电音。 电吉他也确凿地象征着“商业主义”。因此，插电的吉他和不插电的吉他就是两种意识形态，一边代表着沾满铜臭的工业，一边代表着纯粹的人文精神。 就在迪伦在英伦大放异彩的前一年，他发表了一张无论是对于他本人，还是对于时代，还是对于音乐，都颇具里程碑意义的专辑《重返61号公路》。整张专辑在电音变奏的辅助下充满了荒诞的意象和疯狂的表达，倒是很吻合迪伦说的自己就是“垮掉的一代”。除了让他蜚声文坛的《像滚石一样》之外，还有一首叫做《来自别克6》的歌曲。歌词内容关于一位“垃圾场天使”，“you know I need asteam shovel mama to keep away the dead，I need a dumptruck mama to unload my head”。工业垃圾厂、蒸汽机、自卸车，这些被赋予了“妈妈”或者母体的意象，迪伦放弃了简单直白的反抗，而是开始了嘲讽和戏谑。 通用汽车旗下的别克6顺势成为了一个经典符号。 1966年，美国民权运动如火如荼，迪伦迎来了自己的转折点。而在早些时候的2月17日，通用汽车的掌舵者小艾尔弗雷德．斯隆去世，享年90岁。这是另一种时代的结束，而且这个时代和迪伦彼时彼刻的人生背景板涂抹在了一起。 相较于底特律另外两大巨头公司的缔造者亨利．福特和克莱斯勒，斯隆不是一个技术发明家，也没有什么传奇的创业经历。相反，他是一个颇有些家庭背景的职业经理人，而且性格相对安静。 但斯隆在商业史上享有的地位，却是至尊级的。 如果说老福特用一条灵感来自于屠宰场的简陋流水线，将美利坚合众国架上了四个轮子的话，斯隆就是让这套动力体系坚不可摧的那个人。斯隆的方法是运用了“管理”这门手艺。印刷于2月18日的《纽约时报》将其定性为“现时代最为杰出的管理实践者”，甚至斯隆的老对手小福特也盛赞其为“极少数造就汽车历史的人物之一。”通用汽车从一个效率低下的松散集团变成了后来的高效大公司，这种转变不但逆袭了凭借T型车风光无限的福特汽车，更是把美国商业拉入了一个全新的管理时代。以至于德鲁克认为通用汽车就是美国大公司的代表，“通用汽车公司的制度决策、它的成功以及它所面对的困难与失败都与整个美国工业息息相关”。 德鲁克在1940年代撰写的《公司的概念》一书就是以通用汽车为样本。通过描述通用汽车的运作机制从而论证大公司在大工业体系中的存在合法性以及必要性。德鲁克的立论在于“公司的本质和目标不在于它的经济业绩，也不在于它形式上的准则，而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公司成员之间的关系和公司与公司外部公民之间的关系。” 故而，公司是社会性组织，是人本组织，而不是传统经济学认为的那样，是生产手段。《公司的概念》在根本上就是德鲁克通过通用汽车来完成自己的论证。在论证过程中，“分权”成为了一个异常显眼的概念。 在二战之前，大部分公司采取的是集权模式。在战时，很多公司进入了军工生产的领域，他们需要在短时间内为盟军生产武器装备。比如被李艾科科卡忍痛卖掉的克莱斯勒的一个坦克厂，就曾经被称为“民主的兵工厂”。从民用到大规模军用生产，“集权”的效率显然不比“分权”高，因为“分权”从战时就逐渐进入了大公司的经营体系里。 德鲁克在调研通用汽车期间，发现“集权”还并不为广大经理人接受。事实也是如此，通用汽车的“费希尔分部”采用的就是集权模式，而且效率始终保持的很稳定。通用旗下的雪佛兰更是如此，以至于德鲁克在《旁观者》里回忆，当时雪佛兰的领导总是想找德鲁克搞明白一件事，他到底该如何做分权。 德鲁克在《公司的概念》里一阵见血，说通用汽车体系里的这些超大分部，运作起来和苏联的“托拉斯”一模一样，有着很高的生产效率，但是不接受市场调节。 既然效率都差不多，到底是分权还是集权呢？ 德鲁克决定一锤定音。他的结论是，“从总体上看，即使集权体制的成本会计体系紧紧依赖于真正的市场，它的效率也不如分权体制，因为后者可以得到成本会计体系和市场的双重调节。” 通用汽车之所以进行大力分权，皆因为斯隆。德鲁克在《旁观者》里有一章是专门评价斯隆的，题目就是“斯隆的专业风采”。德鲁克认为，斯隆深知福特和克莱斯勒节节败退的原因是什么，那就是缺少了专业的管理。斯隆是一个有责任感的领导者，他觉得自己必须要让后人知道什么是“专业的经理人”。 为突出“专业”的重要性，斯隆在回忆录《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中让自己退居文本背后，斯隆要写的是通用汽车，而不是自己，也不是哪几位明星高管。斯隆首次把“权责分明”的理念带给了商界，这就是专业的表现。 斯隆带领着通用汽车走向了辉煌，也借助着德鲁克和钱德勒，把“分权”推广到了更广泛的商业世界中。这样，理论和实践两条线索并起，美国商业史进入了“管理”的时代。 在《纽约时报》的悼文中，提及了斯隆生前的一次内心之痛，发生在1936年年底至 1937年年初的弗林特工厂大罢工。这座位于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的工厂持续 44天进行罢工，要求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也震惊了全美。最后，美国警察不得不动用催泪瓦斯向被工人占据的工厂发起了进攻。福特汽车也紧接着遭遇了大罢工事件。 这被认为是美国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发起了挑战，工会逐渐成为了制约底特律三大车商的重要力量。 斯隆的个人史和民谣史有了交集。 在罢工期间，工人们高唱着老民谣《凯西·琼斯之歌》，他们像战士一样试图捍卫自己的权力。凯西．琼斯是19世纪里一个铁道员，他因为舍己救人成为了美国的人民英雄。通用汽车的工人想表达的是，他们有着坚不可摧的信念。 民谣复兴运动就是伴随着工人们对工厂的反抗逐渐开始的。此外，度过了20世纪初的黄金时代，美国在1930年代进入了大萧条期，游吟者越来越多，民谣开始发挥了出了体现集体主义力量的作用。 经历了罗斯福新政，美国在汽车工业和日用消费品业的推动下，进入了消费时代。但文化上的阶级对立始终存在，并且随着1960年代-1980年代美国经济在日本和中东石油供给国的双重施压之下，加之肯尼迪被刺，更多的年轻人在越战战场上失去了生命，美国的民众情绪逐渐被推到顶点。对大公司的讨伐和对政治的不满，使得“新左派”在年轻人群体中成为了一股重要的思潮。 1960年代的美国商业境况被一些美国商业史学家定性成“寒冬期”。除了垮掉的一代和反消费主义浪潮，大公司自身的管理也出现了问题。那就是以麦克纳马拉为代表的“蓝血十杰”把财务主导理念带入了大公司，从汽车工业开始，保守的财务策略压制了创新的冲动。名校出身的职业经理人成为了公司的主要决策者，他们没有从一线做起的经验和耐心，甚至鄙视生产和一线工人。 底特律三巨头的创新能力和产品质量突然之间出现了问题，这也给了日本车商一个绝好的进攻机会。在李艾科卡的回忆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当艾科卡被小福特踢出福特之后，取而代之的一个由麦肯锡咨询顾问组成的团队。这些人是天生的精英，他们的眼里只有数字、数字和数字。 管理层和一线业务层的沟壑越来越大，蓝领们的反抗情绪自然就不断高涨。“平等、自由、博爱”这个支撑资本主义起家的理念，再次成为了民众为争取自身权力的指引。尤以马丁．路德．金在1964年的“我有一个梦想”最具代表性。 那是一个运动频繁的年代。 所有的反抗根源，都在于工业化让人们变得空虚、冷漠。最具激情的年轻人希望重新树立价值观，打破那个被流水线隔离起来的精神藩篱，他们用音乐进行着狂放的表达，他们把乌托邦的梦想最终构建在了伍德斯托克之上。鲍勃．迪伦自然也是“垮掉的一代”中的一份子。 在电影《醉乡民谣》的结尾处，格林治村的小酒馆里，有一个带着口琴抱着吉他的年轻人正坐在台上表演。那就是刚刚从家乡跑到东海岸的鲍勃．迪伦，在电影里，他就像一个梦想接棒者——有人梦碎离开了，但也一定会有人填补他的空缺。 因此当迪伦在1966年带着插电吉他巡演的时候，人们认为他背叛了梦想，开始向工业低头，开始向金钱谄媚。 事实上，“自由、平等、博爱”也是德鲁克思想底蕴。他在《公司的概念》里明确了“自由企业”的说法，并认为这关系到了美国核心价值观的捍卫，关系到了美国到底能否为世界和平做多大的贡献。因此，德鲁克说“我们要比自由企业的反对者更多地质疑现有的体制。” 故而，《公司的概念》是在明确自由企业地合法性，并未之能更好地在美国发展做出鼓吹。 德鲁克的内心也藏着一份Peace and Love。 1966年，中年德鲁克写出了一本被誉为“管理者圣经”的著作，《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敏感而又深沉的德鲁克在这本书中，只字不提如何管理下属，他只想告诉人们该如何进行管理。 “有效性”是一个极为暧昧的概念，想说清楚不容易。但是德鲁克选择了在如上文描述的时代背景里进行集中阐释，我们可以理解成这是在针对某种已经误入歧途地商业文化开药方。因为德鲁克开篇就明确了“有效性”绝不等于“效率”。而正是美国大公司的财务主导的效率管理理念导致了商业和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对立和冲突。 德鲁克看到了未来已来，那就是知识工作者的崛起（这在他的《财富》同事加尔布雷斯那里叫做“专家”）。这股潮流势不可挡。比如，《纽约时报》在1959年8月9日刊发了一篇名为《黑人中产阶级崛起》的文章，里面谈到受教育的黑人越来越多，他们愿意到北方去，愿意到城市里去。他们愿意像一个真正的美国人一样被平等对待。现实也是如此，黑人正在中产阶级里的重要力组成部分。 德鲁克看到了具有专业素养的人开始大批量进入公司。此前，这些专业人士都是跑单帮的，最多带一个助手。他们有效性只对自己起作用，但现在不一样了。一个组织里的知识工作者如果仅仅是朝九晚五，而不去思考，那么他虽然满足了岗位的时间要求，但距离工作的有效性还远远不足。 追求效率的人是“把事情做对”，追求有效性的人是“做对的事情”。区别就在于，你到底是为了别人的成果在做事，还是为了自己的成果而做事。当然了，“成果”一定要是在组织之外产生。 德鲁克有一段论述堪比霍金的“鱼缸里的金鱼”。他说，管理者受到了组织的局限，他看到的世界是一个被组织加工过和抽象过的世界。当德鲁克说“组织只是一个点——没有大小，也灭有延伸”的时候，其背后的意思是组织是环境的产物，管理者的有效性之一就是不要被内部视野所局限。 “组织的存在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服务于环境“，因此组织的成果一定是在外部产生。往小处说是体现在用户价值和市场份额上，往大处说是体现在社会责任和社会创新上。我们可以把这个概念往前推进一步，那就是最小的组织单位是个人的话，每一个人都应该在他人身上设定自己的成果。 他人不是地狱，而是责任。 一个有效的管理者一定是具有这种外部成果观的人。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的大公司变革几乎都会采用团队小型化的方法。 人本管理而不是科学管理，一个区别就在于你面对的是体力劳动者还是知识工作者。管理要想办法解放人，让他的工作变得有效。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有效性呢？我认为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做他该做的事，也就是他擅长的事。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通才，即使你是一个百科全书学派的人，在一个组织中也无法去僭越在某一门类中有特种知识的人。 知识会为每一个人找到各自的岗位。 放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看，德鲁克提出“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其实是有意打破日益流水线化的大公司价值观，进而建立一套人本主义思想体系。当时的美国社会里，个体和系统之间的对立到达了顶点。青年人向用伍德斯托克来构建自己的乌托邦，德鲁克则要用”管理“来建立一个更具善意新世界。 本文只是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的时代背景做出分析，以后会专门针对此书的内容做出解读。 斯隆们打造了一个具有最佳规模效应的大工业管理体系，但是当这套体系遭遇了个体觉醒的时代之后，就会出现巨大的摩擦。在文化上，鲍勃．迪伦们在呐喊，在探索，在反叛着反叛。而在商业思想中，德鲁克同样具有那个时代鲜明的摇滚精神，只不过他更加深沉和厚重。他可以一棍子把管理效率论打翻，把被数字迷惑了的那个时代的管理者们敲醒，也可以想尽办法让组织与个体之间的矛盾化解。 善良比聪明更重要，一切都因Peace and Love。 1960年代是考验西方政治经济结构的关键时代。这一年，东方也有大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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