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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任泽平:周期终将轮回,未来货币政策或会对资本市场重新友好
  • 来源:投资银行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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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择通过改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而不是放水刺激,有希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在经济学者里,我是对中国中长期经济转型前景的乐观派。对于中长期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三大判断:5%比旧8%好;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中国经济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在做正确的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循环,新格局,依靠创新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

未来如果我们要靠创新驱动,非常依靠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资本市场的发展回到了重要战略位置。

过去这些年,在中国不断转型调整过程中,出现过一些负能量的、唱空的或者说迷茫的观点;比如说洗洗睡、离场论,这些观点可能对中国经济缺乏深刻的认知,尤其是对这个阶段我们怎么去应对,缺乏深刻的认知。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却没有拿一个诺奖。

“在诺贝尔奖领域,我们文学、医学都获奖了,但是中国的经济学竟然到现在,没有取得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什么原因?这就是偏见;
 
印度发展得这么差,拿了那么多诺奖,我们发展得这么好,没有拿一个。比如说当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应该至少可以拿一个诺奖,近年我们所进行的发展经济学的伟大理论创新与实践,可以拿一个诺奖。”

在全球的三角分工里面,美国、欧洲提供需求,中国、日本、德国提供生产,拉美、东南亚、中东提供原材料。

这个分工体系,在需求侧,疫情控制的比较好,因为大部分都是发达国家,经济恢复的也比较好。但是全球经济的阴影是什么?供给国,尤其是大宗商品的供给国,像印度、巴西、阿根廷,疫情出现了大爆发,甚至出现了失控的局面。大宗商品的超级通胀,很重要的原因是供求缺口和美元泛滥。”
 
“美国面临两大挑战:内部社会撕裂的矛盾,外部与中国竞争。宏观经济学在过去的几十年过度强调了效率和增长问题,忽视了公平和分配问题。分配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未来的10年、20年,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都将得到空前的重视。

“拜登经济刺激计划主要是三招,对普通家庭和工人减税,对富人和企业加税,加大新老基建的投资。旨在调和国内矛盾以及与中国竞争。但是钱从哪里来?美元超发!市场对美元泛滥的不信任感在加强,MMT是宏观经济思想史上的一次大倒退。美国选择MMT,中国选择供给侧改革。”

“大宗商品的供给端可以调整,政策是有空间的。”

我们处在一个广义流动性的周期性拐点上。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来看,这种流动性拐点,也包括紧信用,它将会从生产、投资、消费等方方面面,对宏观经济产生一种收缩效应,这种收缩效应对中国经济的复苏会产生滞后性的影响。
 
一季度可能是中国经济增速这一轮复苏的顶部,虽然韧性会比较强,但是到了二三季度边际上会放缓。
 
2020年-2021上半年,出口超常高增、房地产投资反弹、基建逆周期调节支撑中国经济一枝独秀。未来均面临回归。

周期总是轮回的。未来随着供求缺口的恢复,大宗商品价格的高点将临近。

在未来的某个时候,随着通胀压力减轻,经济边际放缓,可能中国的货币政策,包括财政政策,会对我们的资本市场重新友好起来。
 
这些年我参与到了一些宏观领域的论战,比如说2010年关于增速换挡的论战,还有这些年我倡导的新基建,后来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
 
最近几年我又跟几位学者一起呼吁放开生育,应对老龄化和少子化。努力做有温度、有情怀、有责任的研究。
 
总的来说,新基建进展比较快,放开生育应该也快看到了曙光。但关于住房制度改革,坦率地讲可能任重道远,中国解决房地产问题还有最后十年的时间窗口。

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你前面享受到了多大的人口红利,未来就将承受多大的老龄化负担。

“人口问题是什么?就是短期你知道是这么个形势,但你改变不了,因为未来的老年人口是60年前决定的,未来的劳动力人口是18年前决定的。”

中国房地产的问题是人地错配和供求分离,出路是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

“未来医药、养老、医疗等行业都是大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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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5月25日在东吴证券2021中期策略会上,分享的最新观点。

这次任博士从房地产回归资本市场,认为“随着注册制改革、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鼓励创新,中国资本市场正在迎来繁荣发展的重大机遇期”。上次是2014年从公务员下海到资本市场,唱多“5000点不是梦”。
 
任泽平结合国内外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原因,对于今年中国经济的前景以及国内经济政策,都给出了分析和判断。
 
同时,他还重点谈到了当下的人口问题,认为人口最重要的不是总量,而是结构问题,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城市群化和阶层固化。

以下是演讲全文。
 
女士们,先生们!我今天的题目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包括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巨变,应对这些新挑战新机遇需要很高的战略智慧。

我想给大家介绍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是国内外经济形势;
 
第二个是人口形势。

中国选择通过改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而不是放水刺激

有希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大家知道,在经济学者里,我是对中国中长期经济转型前景的乐观派。

对于中长期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我有三大判断:

第一个,新5%比旧8%好;
 
第二个,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
 
第三个,中国经济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

先来看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我想用一张图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张图的横坐标是人均GDP,纵坐标是经济增速。
 
这张图告诉我们,成功追赶的经济体都出现了增速换挡,还有很多没有成功追赶的,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这就是10多年前世界银行提的发展中经济体的中等收入陷阱之谜;
 
当时我还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服务,经历了10年前最大的宏观经济领域的论战——面对中国经济的持续下行,什么原因?怎么办?
 
后来我们所在的国研中心团队提出“增速换挡”,我下海以后提出过“新5%比旧8%好”的观点。
 
当时有的观点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刺激的方式重新回到高增长,我还在国研中心服务的时候,看了拉美、东南亚、东欧,也包括德、日、韩、中国台湾地区的很多文献,他们在那个阶段面临的挑战,以及公共政策的迷茫与应对,基本的结论就是凡是通过货币刺激、试图把经济重新拉回高增长轨道的,最终都陷入到了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
 
长期的经济增长毫无疑问要通过改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那一场论战,对于当前,包括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公共政策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后来的新常态、经济L型、从高速到高质量发展,都是一脉相承的。
 
如果你选择做正确的事情,运气就在你这边。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正在做正确的事

 
经过过去长期的大论战,2015年,中国公共政策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筑长期的增长动力和增长平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三去一降一补。
 
三去是破旧,一降一补是立新。
 
后来我们又提出双循环、新格局,面临内部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以及外部的挑战,我们来重新调整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
 
还有就是推动注册制改革,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依靠创新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
 
过去以银行为主的融资体系和金融体系,支撑了中国过去的高增长,重化工业支撑的高增长。
 
未来如果我们要靠创新驱动,非常依靠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资本市场的发展回到了重要战略位置。
 
还有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包括调节收入分配和实现共同富裕。
 
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应该放在调节收入分配的维度、社会改革的维度,来看这个命题。
 
还有就是碳达峰、碳中和实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这一系列的政策导向,从经济、金融、技术、社会、环保,包括对外的开放,对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如果你看过当年拉美、东南亚,包括韩国、日本、德国在同样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公共政策迷茫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国这一套政策思路,大的方向是对的。

唱空中国的人

对中国经济缺乏深刻认知


过去这些年,在中国不断转型调整过程中,出现过一些负能量的、唱空的或者说迷茫的观点;
 
比如说洗洗睡、离场论,这些观点可能对中国经济缺乏深刻的认知,尤其是对这个阶段我们怎么去应对,缺乏深刻的认知。
 
因为有的人很容易去套书本上的理论,而现实往往是最生动的教材。
 
在过去的这些年,唱空中国经济的舆论此起彼伏,但是过去这40多年,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
 
我给大家说两个数据,
 
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17.92%,刚刚公布的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到了63.89%,而40多年前中国城镇化率不如印度。
 
1978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DP不如印度高;但是现在,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多美元,大约是印度的三倍还要多。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却没有拿一个诺奖


中国经济取得了如此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显然我们并没有讲好中国的故事。
 
在诺贝尔奖领域,我们文学、医学都获奖了,但是中国的经济学竟然到现在,没有取得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
 
什么原因?这就是偏见;
 
印度发展得这么差,拿了那么多诺奖,我们发展得这么好,没有拿一个。
 
比如说当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应该至少可以拿一个诺奖,我们最近所进行的伟大理论的创新与实践,可以拿一个诺奖。
 
这一批学者是做了巨大的贡献的,发展经济学告诉我们怎么起飞,但是并没有告诉我们怎么降落,或者告诉我们怎么换挡,但是这一代学者做出了探索和贡献。
 
中国人均GDP已经1万露头了,大约再过5~7年,我们就有可能迈入发达经济体的行列。
 
中国是14亿人,全球是70多亿人,这将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壮举。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拿一次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是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特点。
 
我的观点非常鲜明,新5%比旧8%好,中国经济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
 

大宗商品的超级通胀:

供求缺口叠加美元流动性泛滥


讲一下当前的经济形势。
 
全球疫情和经济在2021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大分化,随着疫苗的大规模接种,美国欧洲的疫情得到缓解,经济开始复苏。
 
美国的新增确诊病例,从二三十万已经降到了5万以下。
 
英国、德国、法国、以色列这些发达经济体,疫情在快速被扑灭,所带来的是经济的快速复苏。
 
在全球的三角分工里面,美国、欧洲提供需求,中国、日本、德国提供生产,拉美、东南亚、中东提供原材料。
 
这个分工体系,在需求侧,疫情控制的比较好,因为大部分都是发达国家,经济恢复的也比较好。
 
但是全球经济的阴影是什么?供给国,尤其是大宗商品的供给国,像印度、巴西、阿根廷,疫情出现了大爆发,甚至出现了失控的局面。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今年出现了大宗商品的超级通胀?很重要的原因是供求的缺口所带来的。
 
一方面,美国欧洲步中国之后,出现了需求的回暖。
 
另一方面,印度拉美疫情的失控,导致了大宗商品供给的约束,这种供求的缺口带来了大宗商品价格在今年猛烈的的上涨,创10年新高;
 
再叠加了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以及中澳经贸关系的变化。
 
这就是整个大宗商品今年表现的基本框架。
 
当然,这里还要叠加一个因素,美元流动性的泛滥;美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创了20年新高。
 
大宗商品更多是以美元定价的,在美元流动性泛滥的背景下,美元指数从将近100,一度跌破90。
 
为什么出现了美元流动性泛滥?这跟拜登的经济刺激计划有关。

美国面临两大挑战:

内部社会撕裂的矛盾


美国现在主要矛盾是两个:
 
第一个,内部的社会撕裂。
 
大家可以看这张图,这张图告诉我们,美国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已经回到了1929年大萧条前的水平。

很多传统的经济学认为,1929年大萧条是一次经济和金融危机。实际上它也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危机,就像美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一样。
 
美国人均GDP 6万美元,已经不存在所谓发展的问题了。
 
它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撕裂问题,所以才导致了民粹主义、逆全球化、贸易战等等这些思潮的盛行,包括占领华尔街运动。
 
宏观经济学在过去的几十年过度强调了效率和增长问题,忽视了公平和分配问题。
 
分配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未来的10年、20年,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都将得到空前的重视。
 
因为1929年大萧条之后发生了什么?
 
了解经济史的人都知道,贸易战、以邻为壑,后来升级到了各种社会思潮的盛行,包括社会主义运动。
 
后来资本主义吸收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改良了,加强了社会保障,完善了社会保障体系。
 
而更严重的是什么?
 
当时有极端的思潮,比如说纳粹主义、军国主义的上台,人类爆发了军事冲突和军事危机,都是试图要解决社会的撕裂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

当前美国,也包括全球,都面临由收入差距、财富差距过大导致的社会撕裂问题。

美国面临两大挑战:

外部与中国的竞争


第二个,是与中国的竞争
 
2001年中国加入WTO的时候,克林顿向国会呼吁,应该给中国最惠国待遇,把中国纳入到全球化的体系当中。
 
20年后的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逆转;
 
逆转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给大家说一个数据,在去年中国相当于美国经济规模的70%,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长的1/3,这还不是我讲的重点,重点是因为中国是14亿人,美国是3.2亿人,虽然中国经济规模已经相当于美国的70%,但是中国的人均GDP只是美国的1/6。
 
按照我们原来测算的,中国新的潜在增长率大约是5%左右,中国还是美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2~3倍。
 
我们可以推演,大约用10年左右,中国经济规模将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将会改写世界的经济、贸易、政治,包括全球治理的版图,都会带来深远的影响。
 
未来10年,美国面临着怎么和日益崛起的中国相处的关系。
 
这就是美国面临的两大挑战,内部社会的撕裂,外部与中国的竞争。

市场对美元泛滥的不信任感在加强

MMT是宏观经济史上的一次大倒退


拜登所采取的措施跟川普是不太一样的,川普所采取的措施是把矛盾向外转移,与中国开打贸易战。
 
拜登主要是三招,
 
对普通家庭和工人减税,
 
对富人和企业加税,
 
加大新老基建的投资,
 
旨在调和国内矛盾以及与中国竞争。
 
但是钱从哪里来?因为基建也好,减税也好,都是超过1万亿美元的,对富人和企业的加税显然难以满足。
 
毫无疑问,回到了美元的超发。
 
这使我想起了经济史的1972年,也是因为美元过度泛滥,导致了美元布林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这就可以理解,在过去的一年多,我们看到了股市、房地产市场、不动产市场,包括大宗商品,包括比特币,这种普遍的各类资产价格上涨。
 
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大家对以美元为代表的、主权国家信用货币的不信任感在增强。
 
MMT(现代货币理论)是宏观经济史上的一次大的倒退,它救不了美国,更救不了中国,只会导致广义资产价格的通胀,以及经济的K型复苏。
 
根本出路,经济增长理论写的是非常清楚的,通过供给侧改革提升长期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

大宗商品的供给端可以调整,政策是有空间的


对于这种输入性通胀,国内的货币政策显然是无效的,央行的货币政策报告也给予了解释。
 
中国不会对于这种输入性的通胀采取比较明显的收紧货币的态度,更多的保持所谓的中性稳健和不急转弯。
 
而且客观地讲,这一轮的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不是需求导致的,更多的是供给端的原因,因为这一轮全球经济的复苏,只能算是一个弱复苏。
 
中国的消费和制造业投资复苏基础不牢固,还有美国欧洲也只是刚刚从底部爬起来,非常明显,这一轮的复苏是一个弱需求复苏的特征,
 
大宗商品价格如此猛烈地上涨,主要是供给的短缺所带来的。
 
而在供给的短缺方面,有些政策是可以做出调整的。
 
比如说,有色更多是国际定价,但是中国的钢铁产能在全世界排第一位的。
 
中国有些战略,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在节奏上似乎是可以做出一些调整的,这是我最近一直在呼吁的。
 
如果做出这种调整,像在钢铁领域,它的价格应该是可控的。

一季度是中国这轮经济周期复苏的顶部

二三季度边际上会放缓


这一轮的通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跟猪周期的叠加。
 
大宗商品价格的向上周期和猪周期的向下周期的叠加,你看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我们并没有像过去一样,出现CPI和PPI的同涨,这一次恰恰出现了非常惊人的分化。
 
我们4月份PPI是6.8%,CPI只有0.9%,按照标准的定义,毫无疑问PPI已经通胀了,CPI处在通缩的区间。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讲的,拿掉猪以后都是通胀。
 
中国货币政策的导向,我们处在一个广义流动性的周期性拐点上。
 
随着通胀预期的上升,经济复苏达到了潜在增长率的水平,而且一些资产价格出现了异动,中国货币政策从去年的下半年已经开始回归正常化。从去年底以来,在房地产、地方债等领域,进行了结构性的收紧,信用政策的收紧。
 
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来看,这种流动性拐点,也包括紧信用,它将会从生产、投资、消费等方方面面,对宏观经济产生一种收缩效应,这种收缩效应对中国经济的复苏会产生滞后性的影响。
 
如果说一定要判断,我还是维持原来的看法,大约一季度可能是中国经济这一轮复苏的顶部,虽然韧性会比较强,但是到了二三季度边际上会放缓,这是我们对经济的一个初步的看法。

中国出口高增源于发达国家的供求缺口

未来出口会逐步向均值回归


2020年-2021上半年,出口超常高增、房地产投资反弹、基建逆周期调节支撑中国经济一枝独秀。未来均面临回归

美欧需求恢复好于供给,供求缺口拉动了中国出口高增,未来随着美欧生产恢复,中国出口将均值回归。

三道红线、信贷集中度管理等针对房地产的结构性信用政策收紧将产生滞后性影响。

随着经济回到潜在增长率、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大,基建投资逆周期调节的必要性下降。
从“三驾马车”来看,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出现了出口超常的高增长。
 
2018年中国出口是个位数增长,2019年甚至将近零增长,但是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出口出现了20%多超常的高增长,我认为是不可持续的。
 
还有房地产投资的反弹以及基建的逆周期调调节,在未来,三大支撑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力量将会面临均值回归。
 
为什么中国出口出现了两位数的高增长?
 
除了防疫物资50%、100%的增长之外,我们可以看到来自美国、欧洲的供求缺口。
 
美国需求的恢复远远好于供给,从它的产能利用率、就业等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它的需求已经回到了历史的高位。但是它的供给,它的产能利用率等等都是不及预期的,这就带来了发达国家的供求缺口,美国供求缺口的另一面就是我们出口的高增长。
 
未来随着美欧的生产的恢复,中国的出口将会逐步的向均值进行回归,比如说5%左右的个位数增长。

房地产信用收紧政策将产生滞后性影响

今年再去拉基建的必要性很小


还有就是“三道红线”,信贷集中度管理,对房地产结构性信用政策的收紧,也将产生滞后性的影响。
 
现在开发商更多的在五一前后是“以价换量”。
 
还有随着经济回到潜在增长率水平,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加大,基建投资逆周期调节的必要性我认为也是下降的。
 
因为基建投资是有非常明显的公共政策的特点,是逆周期调节很重要的工具。
 
今年很多宏观经济的观察者认为我们债务的投放等等可能会要推迟,后面的基建投资会比前面的基建好,但根据过去的经验来看,大概率是要落空的。
 
因为经济通胀压力这么大,经济已经恢复到潜在增长率的水平下,在地方债务压力如此之大的情况下,我们再去拉基建的必要性是很小的。

今年一季度是经济增长的景气顶部

经济周期一二季度处在过热和滞胀阶段


站在现在的时点往后看,我们经济增长的途径和政策导向是什么?
 
毫无疑问,在过去,中国在抗击疫情和恢复生产方面走在了全球的前面。
 
2021年将是中国经济向潜在增长率回归。
 
中国未来5-10年的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水平,我们原来讲的是“新5%比旧8%好”,这是在2014年就做出的判断。
 
新的潜在增长率水平大约是5-6%之间,而且如果能够实现5-6%的10年增长,这将是中国的第二个奇迹。
 
因为二战以来,世界上100多个经济体,真正迈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只有12个,成功的概率是10%。
 
所以中国第二个奇迹的量级一点不逊色于第一个。
 
我们从政策的导向,流动性的拐点,全球的供求缺口,中国的三驾马车,自身的驱动力量判断:
 
大约在今年一季度,可能是经济增长的景气顶部,二三季度可能会面临潜在增长率回归放缓的节奏,但韧性仍然比较强。
 
从周期的角度,经济周期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复苏,大约在今年的一二季度处在一个过热和滞胀的阶段。
 
从政策的导向来看,去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资本市场是比较友好的,就是一个字——松,因为稳增长放在了第一位。
 
今年按照高层的表态,利用好稳增长压力比较好的时间窗口,也就是现在稳增长压力不大,所以更多的是什么?“调结构,促改革”等等这些政策目标放在了稳增长的前面。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今年中国的货币政策正常化,为什么我们提出中国站在流动性的拐点上,为什么看到了在房地产领域结构性信用政策的收紧。
 

在未来的某个时点

可能货币政策会对市场重新友好


在未来的某一个时点,随着美国,英国,德国这些发达经济体的增速有望转正,美联储政策的调整也是有可能的,这将对我们的市场产生系统性的冲击。
 
但好消息是,周期总是轮回的。
 
未来随着供求缺口的恢复,大宗商品价格的高点可能临近了。

在未来的某个时候,随着通胀压力减轻,经济边际放缓,可能中国的货币政策,包括财政政策,会对我们的资本市场重新友好起来,这是我们对经济的一个看法。

人口问题重要

放开生育快看到曙光了


最后我想借这个机会给大家讲讲人口问题。
 
人口问题是如此的重要,也如此容易被忽视。最近关于人口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关注,也引起了社会上的一些大的论战。
 
这些年我参与到了一些宏观领域的论战,比如说2010年关于增速换挡的论战,还有这些年我倡导的新基建,后来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
 
最近几年我又跟几位学者一起呼吁放开生育,应对老龄化和少子化。努力做有温度、有情怀、有责任的研究。
 
总的来说,新基建进展比较快,放开生育应该也快看到了曙光。但关于住房制度改革,坦率地讲可能连曙光还没有看到,中国解决房地产问题还有最后十年的时间窗口。
 
公共政策的表述,2020年10月,十四五规划把应对老龄化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同时,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对我们的计划生育的政策做出了一些调整。
 
在今年3月份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们提出推动实现适度的生育水平,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前面享受到了多大的人口红利

未来就将承受多大的老龄化负担


中国的人口形势,就是典型的宏观经济学讲的,慢变量变快了,人口问题在未来的这三五年,就是典型的慢变量变快了,为什么这么讲?
 
1962-1976年是中国的婴儿潮,也是中国人口红利的最大来源,当时的总和生育率5-6。70年代末计划生育,生育率断崖式下降,后来放开二胎,2020年总和生育率只有1.3;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降到1.3是什么概念?就是现在日本的总和生育率水平。
 
1962年到1976年出生的这一批人,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很多主要特点。
 
中国过去40年的高增长就是三个红利,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全球化红利。
 
中国房地产黄金20年,就是这一批人结婚生子要买房,为什么最近大户型卖得好,就是这一批人要换房,1962年到1976年出生的人,是中国最大的婴儿潮的来源。
 
90年代,2000年初这一批人多大年龄?二三十岁。
 
现在1962年到1976年出生的人现在多大年龄?1962年出生的,今年59岁,明年60岁。1976年出生的,今年45岁。中国的婴儿潮人口现在是45-59岁。
 
人口问题是什么?就是短期你知道是这么个形势,但你改变不了,因为未来的老年人口是60年前决定的,未来的劳动力人口是18年前决定的。
 
1962年到1976年出生的中国婴儿潮人口,正在加速退出劳动力市场,进入老龄社会,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为什么要延长法定退休年龄。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中国经历过人口政策的大幅摆动,我们从最早的鼓励生育,1962-1976年一对夫妇生将近6个孩子,到现在1.3个孩子,这也意味着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
 
你前面享受到了多大的人口红利,未来就将承受多大的老龄化负担,
 
简单来讲,到2050年,2060年以后,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大约占1/3。
 

中国人口最重要的不是总量问题

而是结构问题


我们再来看中国的人口结构。
 
80年代,90年代,包括2000年,中国的人口结构是一个金字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演,结构在发生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我讲,未来中国人口最重要的不是总量问题。
 
虽然总量问题也很重要,按照人口学者的普遍预测,大约在2022或到2025年之间,中国的人口总数开始负增长。
 
但更重要的是结构问题,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老年人口占比在快速上升。
 
还有未富先老问题,2019年65岁以上的人口占12.6%,美日韩达到12.6%的时候,人均GDP是2.4万美元,中国刚刚是1万美元露头。
 
还有少子化,现在很多学者讨论就是现在放开生育,大家还生不生?
 
在2012年我们放开了单独二胎,到了2016年我们全面放开二胎,当时也出现了很大的论战,但结果进展缓慢。
 
因为按照联合国的统计,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倒U型曲线,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时候生,当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时候反而不生了。
 
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像美国,欧洲,日本,包括韩国也在布日本的后尘,都深陷少子化,老龄化的困境当中。
 
根据七普的数据,2020年中国新出生人口是1200万,比2019年下降了265万,降幅是18%。
 
为什么?
 
一个是主力育龄妇女的大幅减少,我们刚才讲了婴儿潮人口,也就是现在再不放开生育,这批育龄妇女也老了,现在正在以每年几百万的速度减少。
 
还有抚养成本的上升,还有因为老龄化少子化的到来,我们家庭的小型化,以及不婚化。
 
这一代年轻人的婚育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大家还记得研究人口问题的时候,日本当时用“世代”来对人进行区分。
 
中国的人口也是分“世代”的,50后60后是传统的一代,70后80后转型的一代,90后00后是现代的一代。
 
50后60后的观念是什么?多子多福,节俭储蓄,集体观念等等。
 
但是,到了90后00后,他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大丰裕的时代,而且更重要的是受了高等教育,独生子女家庭出身,在一代年轻人他们在玩什么?抖音,b站,二次元等等。
 
然后你会发现他们结婚少了,结婚晚了,离婚多了,而且不生孩子了。你会发现他们玩的这些东西和90年代日本那一批年轻人很像。
 
中国的离婚率在大幅的上升,结婚率这些年在大幅的下降,而且结婚的时间在推迟。

房地产最根本的问题是人地错配


最后关于人口的问题,我想讲一个就是城市群化。
 
按照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人口持续的向东部都市圈和城市群集聚。
 
2010年到2020年的十年间,广东,浙江,江苏人口的增加都是超过了600万,
 
其中广东新增了2000多万,浙江新增了1000多万,江苏新增了600多万。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东北,西北的人口都在萎缩,都是几百万的流出或者萎缩。
 
这就是过去几十年大家争议的,在中国的国土规划和空间规划领域一个很重要的争论——小城镇派和城市群派的争论。
 
长期以来在控制大城市发展、发展中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小城镇派的思路者影响下,人口在源源不断的往都市圈和城市群流入,但因为我们要控制大城市,所以不给他供地。
 
因为我们要发展中小城镇,我们要西部大开发,所以我们的用地指标在向那边倾斜。
 
去年我还看到有的提出用地指标向西部倾斜,这是我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
 
中国房地产最根本的问题是人地错配。
 
我们研究了10多年房地产问题,我们研究了美国,日本,德国,中国香港,英国,新加坡等等,他们上百年的案例,基本的结论就是住房制度决定房地产市场。
 
中国房地产最根本的出路就是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
 
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人是需求,土地是供给。

中国房地产走到今天是有解的,这个解是什么?就是人地挂钩,人在源源不断向都市圈和城市群迁移,需要把用地指标同步配过来。

中国房地产的问题就是人地错配和供求分离,在经济学上,包括从技术的角度是非常清楚的。
 

未来医药、养老、医疗等行业都是大赛道


回到人口问题,中国正在从人口红利期转向人口负担期,未来养老负担,社保支出和政府债务将会大幅的上升。
 
同时未来医药、养老、医疗等行业都是大的赛道。
 
所以我们建议未来应该积极应对老龄化和少子化,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加快构建生育支撑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打造高质量为老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的社会。
 
女士们,先生们,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孕育着百年未有之大机遇。
 
我们深信市场经济的理念已经在国家扎根,新一届的中央领导集体展现了推动改革的勇气和决心。
 
我们深信未来随着新一轮改革的推进和红利的释放,中国经济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上,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

来源:泽平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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