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起义军事上失败的原因很多，笔者以为主要因素在于缺乏基础，没有达成居于多数的共识。从与中共取得联系到乌镇举旗，前后总共不过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对比1948年11月，发生在徐州东北贾汪地区的第三绥靖区起义，两者可谓天壤之别。

今日乌镇。

第三绥靖区的前身第33集团军，再往前追溯就是打响卢沟桥抗战的第29军，属于冯玉祥西北军系统。早在北伐战争时期，李大钊就曾以极大的精力对冯玉祥进行争取和教育工作。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利用国民党地方军系与中央嫡系的矛盾，通过派入党员，组织进步骨干赴延安学习，由地下党员主办干训团等形式，陆续培训了大批爱国、进步的军官、军士。第3绥靖区副司令官张克侠、何基沣分别于1929年和1939年秘密加入中共，第59军副军长孟绍濂、第132师师长过家芳等高级军官思想进步，明确同意反蒋起义。即便把握不大的第37师，亦有一个第112团完全成熟，自张兆芙团长以下全体校级军官“众口一词，要求快点起义”。

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张克侠。

反观预干总队，一来由于成立时间短，二来由于属于蒋经国系统，不存着地方与中央的利益纠葛，中共策反工作无法大面积展开。即便贾亦斌尽心尽力，骨干力量终究不过二三十人，甚至还有顽固派混入其中。“从总队成立到起义的这段时间里，两派剧烈地暗斗着”，“到起义时，那就更证实两派的搏斗了”。李馥承时任嘉兴青年中学语文教员，从他的回忆文章来看，起义派并不具备优势，“彭灿是个军统，一些手下人，如谢又华、郑国桢等都在辅导组，监视着刘异，同时通过他们的辅导员，在各大队、中队、区队获取情报”。起事当日，黎天铎被迫签署行军命令，暗中处处作对，有学员问：“总队长，什么时候开饭？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贾亦斌忙于应付乌镇地方武装，黎天铎乘机破坏起义：“告诉同学们，赶快回嘉兴去！”

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左）、张克侠（右）。

第三绥靖区虽然同样存在“杂音”，比如司令官冯治安、副司令官李文田、参谋长陈继淹、第59军军长刘振三、第77军军长王长海等人，但这些人多属消极型，即不同意起义，也不愿充当内战炮灰，誓死效忠蒋介石，除了极个别，整体破坏性不大。就拿冯治安来说，“他贪图享受，每月要飞南京、上海住上几天，偶尔到部队看看，实际指挥权已落在张克侠、何基沣手里”。刘振三鸦片瘾很大，“起义前一个多星期，以去上海看病为名，携带其全部资财逃走，走前只是向大家说，‘一切听孟绍濂副军长的’”。言下之意，我不参加起义，但也不干涉你们何去何从。

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

起义前夕，中共多管道策反第三绥靖区，华野第13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长杨斯德以高参身份掩护活动，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成员有孙秉超，何基沣的副官、中共地下党员李连城，第111团第3营营长、中共地下党员王世江，第2营迫击炮连连长、中共地下党员冯治中。为了确保通讯联系畅通而保密，还专门下力气做了总部通信兵主任樊云门的工作。第38师师长杨干三、第180师师长崔振伦对起义有些抵触情绪，表现犹豫不定，何基沣示意阵地前沿解放军，“若遇到第三绥靖区前沿部队不按约定办法行事，就请你们相机处置，以免迟滞拿下”。解放军心领神会，11月7日晚上一举攻占万年闸。面对内部“政治攻心”和外部军事压力，杨干三、崔振伦只好同意起义，第三绥靖区最终有三个半师23000余人投奔解放区。

由此可见，第三绥靖区贾汪起义的条件十分成熟，主动权基本上控制在中共和起义派手里。对比嘉兴起义，预干总队完全不具备里应外合的优势，机密泄露催生起义时间一再提前，由于基础薄弱，只能谎称莫干山行军演练。顽固派林荫拒不执行命令，起义派缺乏应急预案，又不能强制武力解决，导致队伍一出嘉兴，即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知晓，除在战斗中伤亡和沿途跑散共约数百人外，大部分被俘，押回原地整编。

回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的历史，嘉兴起义可以说是一支特殊的部队（蒋经国培养的嫡系军官），在特殊环境下（强敌四围之中）的一次特殊行动（不计成败，不惜牺牲）。从军事上讲，不论提前或按计划行动，预干总队都是孤军作战，无取胜可能。中共武装支援力量远在120公里以外，还不是正规部队，况且莫干山并不等于解放区，远远谈不上安全区域。对比1949年1月，发生在北平的国民党军队和平改编事件（定性起义），嘉兴起义明显缺少解放军军事配合，客观条件也不允许从容展开，整个过程风险莫测，充满荆棘。

傅作义。

1948年12月，东北野战军包围北平，切断了平津线和津塘线，形成对北平、天津、塘沽“隔而不围”的态势。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并非蒋介石嫡系，原为阎锡山晋系，后来发展成为独当一面的绥远省（1954年撤销并入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实力派。国共决战阶段，蒋介石一度想要傅作义率部南撤，就任“东南区绥靖主任”，但傅不愿放弃华北，明确予以拒绝。预干总队势单力薄，自然不比地方军事集团，接到调往福建的命令，毫无商量余地，眼看起义计划即将泡汤，贾亦斌不得不因急就章。

北平中共地下党员3000人，外围组织成员5000人，分布在工厂、学校、报社、铁路局、电信局，乃至国民党政府、军事、警察、特务机关。中共力争傅作义放下武器，但军事压力毫不放松，“如果傅作义将军不肯悔悟，我们可以打，而且有精良的武器和高超的战术，既能攻下城市，又能尽量保护古都”。华北向来不是国民党说一不二的地方，蒋介石只能采取笼络手段，说什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西安事变上了共产党的当，现在你处境又主张与共产党合作，我要借此一劝”。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对外公布北平和平解决实施办法，蒋介石愤怒之余无计可施，以商量的态度提出，不愿意参加起义的中央军将领可否派飞机接走。

纵观北平和平改编前后，华北“剿总”和中共来往几乎是在半透明状态下进行，蒋介石根本拿不出强硬手段阻止，傅作义最大的敌人实际上是他自己，以致反复自问：“和谈是不是投降？不讲道德还能做人吗？咱们过去的历史就完了吗？”北平中央军将领李文、石觉等人不赞同和平，但解放军兵临城下，已然大势所趋，“痛哭流涕”之际，只得按照要求指定代理人，乘飞机离开北平。

相形之下，嘉兴地处国民党统治核心地带，中共地下党力有不逮，同时又远离国共决胜战场，几乎不受战火波及，更谈不上解放军对顽固派产生直接的外部压力。换句话说，嘉兴完全笼罩在黑暗之中。起事之前，贾亦斌做了一些具体准备工作，“派出总队直属文化区队长刘汝沧等根据预定的起义计划，绘制起义部队行军路线图，并侦察沿途敌人驻军情况；派出人员去与地下党指定的朱专员接头，以便部队起义后能及时得到接应；派人到上海催修无线电台并尽快取回，以供起义使用”。比起傅作义的犹豫不决，贾亦斌个人义无反顾：“只要我还活着，就一定能在党的领导下，率领这支部队起义！万一我牺牲了，请求党组织批准我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然而无须讳言，莫干山行军演练是一次风险莫测的行动，嘉兴起义是一次时机不够成熟的义举。半路上遇到拦截怎么办？联系不到苏浙皖边区游击队怎么办？几千人的给养问题如何解决？由于种种原因，事先并未拿出周密方案。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北平和平改编规模庞大，涉及20余万人，但傅作义不用承担过多风险，经过几次谈判，只要打开城门，压力即转移到中共一边。嘉兴起义规模虽小，风险系数不小，处在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之中，贾亦斌敢于振臂一呼，的确胆识过人。

笔者以为，所谓失败主要体现在军事层面。首先，没有成建制把部队带入苏浙皖边区，完成策应解放军渡江的既定目标。其次，起义过程中没有大量杀伤国民党军队，事实上京沪杭警备司令部调集的多为保安团、联防队之类的地方武装，战斗力并不强悍。起义取得了巨大成功，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首先，预干总队是蒋经国培养的“种子”，嫡系部队“哗变”，非一般地方杂牌军可比，正如国统区报纸所说：“其行动在军事上远不及江宁事件之严重，只是在政治意识上给政府、给人民以极大的刺激，因为这一批正是万人瞩目之‘国之瑰宝’的知识青年军。”其次，嘉兴起义打乱了蒋氏父子建立30个新军的计划，预干总队从此不再受到信任，部分学员后来又在福建厦门举行了二次起义。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在筛选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比较案例的过程中，看到廖运周的一段回忆，或许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嘉兴起义的得失有所借鉴帮助。廖运周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1927年3月加入中共，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地下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国民党军第110师师长。刘邓大军挺近大别山，廖运周要求起义，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起义要在军事上、政治上起最大作用，不光是万把人、千把支枪的问题。你们要考虑到全局，不应计较局部的得失。”如果按照邓小平的指示来衡量的话，嘉兴起义的军事失败属于局部，政治影响辐射全局，可定性为一次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倒戈壮举。

置于比较研究视角，嘉兴起义基础薄弱，风险莫测，以贾亦斌为首的骨干力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有别于傅作义，解放军兵临城下，尚且拿捏不定，在没有外部压力的环境下，勇于追求光明，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革命主动性越发彰显高尚品德。

（作者系民革浙江省委会理论研究与学习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孙中山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