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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康震丨交互中的意义生成——都城与文学的双向建构及其文学史价值
  • 来源:章黄国学

交互中的意义生成

——都城与文学的双向建构及其文学史价值[1]

文丨康震


内容提要

古代都城是国家中心城市,是国家统治意志的象征,都城文化是古都传统与时代文明的集中体现。都城文化包括制度思想、空间形态与文化生态三方面内涵。它推动、影响着文学观念、作家作品、风格流派的生成发展,形成都城视域中的文学史;历代文学对于都城空间形象、人文内涵、文化传统的塑造、充实、传承,形成文学视域中的都城史。这对于认识地理形胜与人文养成、空间变迁与思想消长、都城形制与书写语境、都城传统与文本传承、都城形象塑造与文学意象建构等若干重大问题,对于创新文学史观、重构文学发展史,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关键词 

交互 意义生成 都城 文学 双向建构 文学史价值



引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努力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都城是国家首善之区,对于带动、引领全国的文化建设意义重大。研究、借鉴古代都城与文学双向建构的历史经验,对于推动首都与国家中心城市文化建设,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都城特别是大一统王朝都城,是古代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古代都城的制度规划、空间格局、文化生态以及都城的整体气象,是国家意志、制度体系、社会生活、文化传统、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与典型象征。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古代都城因其完整的内涵、鲜明的特色、多元的形态、系统的传承,形成了相对独立的都城文化系统,它汇聚物质、制度、精神等多种文化类型,对包括古代文学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深远。中国古代文学是古代思想文化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思想情感丰富、审美理想鲜明、形象意象饱满、体式题材多元,是中国古代又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古代作家在都城的成长、交游与创作,对都城的持续书写、记录与回忆,文学作品对都城的塑造、承载与传承,对于古代都城及其文化的生成、发展、更新也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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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文化与古代文学这两个文化系统彼此融通、相互渗透、交互影响,为我们开启了两个维度的考察轨迹:一是从都城文化书写史的角度重新梳理古代文学的演进规律,从而形成都城视域中的文学发展史;一是从文学史书写的角度重新审视、塑造古代都城及其文化的整体风貌,从而形成文学视域中的都城形象史。这两条轨迹、两部书写史并行不悖、交叉互动、双向建构,是研究都城文化与古代文学关系的重要基石,它引导我们从两个角度进入研究领域:一是从通代史角度,宏观概括古代文学、都城文化若干重大历史阶段的主要特征,以及这些重大历史进程彼此间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历时性、共时性特征;二是从专题史的角度,微观透视一朝之中、不同朝代间,具体的都城、区域,具体作家群体、书写活动以及相关文本之间,彼此作用、相互共生的多元关系,并由此形成都城书写史、都城相关文本生成史、作家都城交游史、都城专题文学史等若干研究专题。


所有这些角度、专题的根本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更深入地认识古代文学的书写、文本与传统,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认知地理形胜与人文养成、空间变迁与思潮消长、都城形制与书写态度、都城传统嬗变与文学文本传承、都城形象塑造与文学意象凝练等若干重大问题。这对于重新理解、阐释、建构文学史,进一步更新、创新文学史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深刻的现实理论价值与深远的历史借鉴意义。



一、古代都城的类型与都城文化的内涵


据不完全统计,古代曾有二百多个不同类型的都城,其时间长短、规模大小、影响力强弱各异。总的来说,大体有五种类型:一是统一王朝、政权的都城;二是割据分裂政权的都城;三是统一王朝易代之际政权的都城;四是农民起义军政权都城;五是与中原汉族政权并峙的其他各民族政权的都城等等。[2]其中,有的都城因历史久远、文献缺失,尚难确证为都城;有的时间短、规模小、影响弱,并未充分发挥都城应有作用,这一类所谓都城不在我们研究之列。


我们关注研究的都城,其类型主要是:


一是统一王朝的都城。统一王朝是古代社会最主要、最典型的国家形态,是凝聚古代社会各民族、区域最强大的力量。统一王朝的都城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各民族、区域人群与文化的向往、荟萃之地,具有强大的包容、整合与辐射功能。如西汉长安、东汉洛阳、隋唐长安、北宋开封、明清北京等等。


二是割据分裂时期重要王朝的都城。这类都城存续时间、规模虽不如统一王朝,但在割据分裂时期发挥了重大的政治、历史作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与传统。造就了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学、文化大事件、大现象。如战国时期之齐国临淄、鲁国曲阜、楚国郢都,十六国时期之西凉敦煌,南朝时期宋、齐、梁、陈之建康,五代十国时期之南唐金陵等。


三是与中原地区汉族王朝并峙的其他民族政权的都城。它们虽然建都时间较短,规模较小,但与汉族王朝交流频繁,其都城形制、文化对汉族王朝都城文化以及多民族文学发展有重要影响。如宋辽金时期辽国之上京临潢、东京辽阳、中京大定、南京析津、西京大同等,其多都制的都城制度对于古代都城文化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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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我们研究的都城主要涉及商、西周、春秋、战国、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等重要朝代或历史时期,涉及殷都、丰京、镐京、成周、诸侯王都、咸阳、长安、洛阳、邺都、建康、开封、临安、辽金都城、北京等都城。它们是古代最具代表性、典型性的都城,在都城的制度思想、空间形态、文化生态等方面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品质、特色与传统,在古代社会历史进程中发挥着关键性、决定性作用。它们是全国文化与区域文化,汉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域外文化交汇融合的中心,对各区域乃至域外文化有强大的包容、聚合与辐射作用;它们是古代作家作品养成、风格流派演变、文体发展变化的重要制度环境、空间背景与文化传统。这些都城的形象、内涵与文化传统,在古代文学的书写中得以塑造、拓展与传承。


都城文化是在都城营建、都城空间与都城生活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是都城规划思想、空间布局与文化活动的有机结合体,它兼具物质、制度与精神等多重文化属性。都城文化绍继前代亦自创新局,是前代都城文化传统、本朝都城文化活动,以及各区域、各民族文化有机融合的成果,是国家意志的集中呈现与典型表达。都城文化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制度思想、空间形态与文化生态,这三个方面各有特色、相互支撑,融汇形成辩证统一的都城文化形态。


都城的制度思想主要指王朝在都城选址、规划、营建中所依据的思想原则。这其中包括历代都城选址、营建所遵循的传统指导思想、现实价值判断,也包括与都城功能密切相关的体制机制。比如,都城选址的地理考量,从先秦汉魏六朝到唐宋元明清,基本都遵循着《管子》《吕氏春秋》《汉书》等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原则。[3]历代都城规划、营建的基本原则在《周礼》等文献里也有集中的表述,这些原则大多源自儒家礼乐宗法学说,以及古代天人合一、象天法地、阴阳五行等观念,具有理想化的色彩、较大的持续阐释空间,为后世都城营建奠定了思想基础,也提供了因地制宜的法则依据。[4]比如隋唐长安城的规划设计营建,一方面遵循《周礼》等传统文献的天象、五行营都观念,一方面传承汉魏六朝以来都城形制的新变,同时又依据长安城所在地理单元原隰交错的实际地貌做了务求实际的必要调整。[5]都城制度思想是都城文化建设的思想准则、践行依据与文化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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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的空间形态主要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宏观层面,指都城所依恃的山川地理形胜,以及都城在整个国家地理区划、城市格局中的地缘优势与整体态势;二是微观层面,指都城内部的空间格局、功能结构、建筑风貌,包括宫阙楼阁、坊里街市、亭台寺观等具体的空间构成,以及这些空间元素彼此间的对应关系;三是中观层面,指都城的“人文地理空间”或“文化心理空间”。中观层面的空间形态更加深刻地体现着人地关系彼此作用的交互属性。人在都城空间的各种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生理、心理、思想、情感反应,赋予空间形态以浓郁的人性、人情、人道、人文意味,物理空间形态由此获得生命的真实温度与意义价值;而人们在空间的实践活动与心理、情感体验,也随着空间形态的不断挪移、迁转而具有了鲜明的空间特性、丰富的变化层次与多元的思想内涵。


这就是自然(地理)与人文(心理)的双向意义建构,拓展到文学与都城领域,就是都城文化与古代文学的双向建构。这种地理的、心理的、自然的、人文的、都城的、文学的彼此渗透与相互作用,大都落实在了历史、地理、文学的文本书写、记录当中,让我们得以了解宫苑殿宇的山川属性,田园乡野的望京情结,两都体制的朝隐话语……就共时性而言,这种文学与都城相辅相成的多层次书写、渲染,就是对都城当下空间的内涵填写与意义拓展;就历时性而言,这种前后叠加、层累铺叙的书写及其文本,就是都城记忆的情感传承与都城文献生成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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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的文化生态是指在都城制度思想的引导、影响下,在都城空间格局中展开的文化活动、现象及其存在方式。具体来说,就是以皇室、官宦、士人为核心主体,以文化、文学的创造创新为核心内容,在都城的多维空间展开的生产、生活、思想与交流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事件、现象、氛围与传统。落实在文本专题上,就体现为与都城密切相关的制度史、思想史、文学史、心态史、生活史等。都城的文化生态,无论是物质、精神、制度、实践还是文本层面,其本质都是地理与心理、空间与人文、都城与文学彼此渗透、相互融汇、双向建构的结果。都城文化生态类别丰富,层次多元,就文化的主体阶层而言,有皇室文化、宫廷文化、官宦文化、科举文化、市民文化、商贾文化等;从文化的空间维度而言,有宫苑文化、衙署文化、坊里文化、别业文化、寺观文化、驿路文化、陵墓文化、京畿文化等;从文化的价值内涵而言,有祭祀文化、祥瑞文化、谶纬文化、礼俗文化等。这些不同类别的文化生态,拥有物质、精神、制度、行为等不同的文化属性,儒家、道家、释家等不同的文化渊源,建筑、饮食、服饰等不同的文化领域。它们彼此互补、相互影响、交相呼应,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都城文化生态系统。都城文化生态是维系王朝凝聚力、向心力、影响力的重要支柱,它引导都城社会风气、文化习尚、民风民俗的形成,对于都城周边区域乃至全国各区域的社会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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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思想、空间形态与文化生态,三者并行不悖又彼此互动影响。都城的制度思想是都城空间布局的理论依据;都城的空间布局会依据实际需要进行不断的调整、变化,这对于都城制度思想又是一种丰富与完善,对于后代都城空间形态的改进也有参考价值。都城的制度思想、空间形态是都城文化生态形成发展的价值导向、制度界定与现实依托,而都城的文化生态则推动着都城制度、空间格局不断走向丰富与更新。


总的来说,古代都城的文化系统,经历数千年的发展,既有各个朝代的都城文化特色,又有都城文化整体普遍的共同属性;既有首善之区的融通氛围,又有区域文化的独特个性;既有物质文化的内涵,又有精神文化的标识;既是都市文化的典型代表,又是整体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古代文学民族特色、民族气派与民族精神的形成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关于都城文化与古代文学的研究,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对于“都城”的概念、类型,“都城文化”的内涵做更加全面、深入的辨析、界定,就是为了进一步深化、拓展都城文化与古代文学的研究内涵、视野与维度,更深刻地认识都城文化与古代文学双向构建的规律性、整体性发展关系。



二、都城对文学的建构:

古代都城视域中的文学发展史


都城文化与古代文学的双向建构,其核心在于把握都城文化与古代文学的双向互动关系。这个互动关系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考察古代都城的制度思想、空间形态、文化生态,对于古代文学思想观念、作家个性、风格流派、文学现象的内在推动与整体影响。


第一,就都城制度思想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而言,古代都城的选址理念、规划思想、建筑布局、坊市制度与国家的礼乐制度、王道观念、大一统思想密切相关,它们对文学书写的知识语境、价值观念、文体体式的形成,对文学制度的革新、创作格局的变迁影响深远。比如先秦时期,是古代都城营建理论与实践的初创阶段,也是都城文化初步形成的阶段。这一时期都城的“永固”观念与五服九州的理念,开启了古代文学的皇极意识与大一统书写模式,对于盛世气象文学主题的演进有重要意义。秦都咸阳及其阿房宫、兴乐宫、兰池宫等宫苑故事,在历史与文学文本的书写中,也逐渐演化为都城题材文学的重要渊源;六国王都兴衰,秦都咸阳的覆灭、焚毁等重大历史事件,也逐渐积淀为古代文学不断言说、书写的重要题材。


都城的形制、文化不仅激发文学书写主题的生成,也推动文学创作整体格局的形成。比如,西汉长安与东汉洛阳的都城形制各有传承,内涵各异,但都城建造的基本原则均秉承大一统国家观念,这就形成汉代两京赋文本内涵同中有异的特点。汉魏六朝以来的都城形制各有特色,逐渐形成以北部宫城为主体,沿中轴线东西对称展开的都城新格局。譬如北魏都城洛阳,东晋南朝都城建康,都在前朝古都基础上拓展郭区、街市,与城中水路、寺观相互交错,贵族、富商、士人多在这些区域聚集,形成都城新格局、新生态,推动文学形成新气象[6]。汉魏六朝时期南北风物之交融创新,怀古咏史主题之传承,都与都城形制、文化的复变有密切关联,也为隋唐文学开辟新局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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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长安、洛阳遵循天文历法传统,杂糅星相堪舆之术与阴阳五行思想,并依据周易乾卦六爻理论建造而成[7]。京、洛彼此互补的政治、文化功能,形成两京气质迥异的士人官宦群体,与别有寄寓的都城形制、建筑语言、城市布局共同支撑起唐代文学的双中心格局。京、洛制度、功能的历史演变与地位情势的消长,士人群体之聚合离散,对于两京诗坛形成影响巨大。唐末皇权式微,两京聚合之力亦式微,士人多在地方幕府或林下乡间,文学中心盛况不再,文学创作格局遂日趋散点化。


与唐代不同,宋代都城格局日趋开放,开启近世都市发展新格局,其宫城、皇城、宅邸、商贸区域彼此接壤交错,城市人群关系更加近密;汴京及周边的漕运系统优化了以汴京为中心的经济生活格局,推动都城及周边水域休闲景观区域的形成,为山水、田园、闲适、隐逸等传统文学主题的内涵创新创造了契机。南宋都城临安本属“行在”,制度多出于权宜,周边邻西湖、望钱塘、眺运河,都城格局自然与六朝隋唐的传统格局不同:其皇宫、官署坐南朝北,御街与几条内河由南至北并行延伸,御街两厢遍布贵戚宅邸、各类商铺、酒楼、茶坊、歌馆以及各种“行”、“市”,这样的都城格局弱化了等级观念,强化了阶层之间的交流沟通,推动着商贸、娱乐、休闲文化的交融发展,对于临安不同身份、阶层、区域士人的文学干谒、交游有积极推动作用。辽金两代的五京制都城形制,则借鉴汉族政权建都经验,又融入契丹、女真礼俗文化,对辽金文学创作有重要影响。元朝的两都巡幸制促成文人在上都、大都的政治、文化汇聚,推动纪行、歌咏两都的文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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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两京功能、风物各异,文学风气也不同。北京文坛风气趋于刚健,复古思潮日盛;南京地处三吴,承续六朝文脉,文坛形成闲雅风尚。清朝北京宫室、殿宇、园林多兼容江南山水园林风格,展现版图扩张中的皇权视野与文学想象。总之,都城作为首善之区,其形制、思想、布局之变迁与文学发展走向持续互动,推动文学发展形成新格局,推动文学内涵不断走向丰富、创新。


第二,就都城空间形态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而言,都城的宏观格局、微观布局、中观人文空间,是文学现象生成、重要作家养成的地缘基础是文学主题、题材、观念、体式演进的策源区域,是文学理想、想象、灵感与影响力发生的重要机缘、背景,是文学书写活动及其文本地缘特色形成的重要因缘。


例如,先秦时期多都并存的空间格局,强化了同一时期都城功能的分野及其文化格局的角色感,也强化了相关文本的样式或内容,如《诗经》之雅、颂,《尚书》之诰命等等。先秦都城礼制空间的多重内涵、使命,也造就了盟书誓词、祭祖史诗、颂诗乐舞等多元文本的生成。两汉都城的礼乐、祭祀制度及其相关宫宇建筑形态,是汉大赋游猎、朝会、宾仪、祭祀内容的重要来源,汉大赋也因此获得“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8]的文体功能,两汉都城制度对于郊祀歌、乐府辞等文学文本的生成也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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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京洛都城空间的特点是:宫城、皇城、外郭城层层环绕,外郭城里坊整齐划一。繁复多样又整饬规范的多元空间彼此叠加,政治事件、士人身份、书写活动在都城空间、周边形胜里持续变迁,共同推动唐代诗文主题、风格的嬗变,也推动文学风尚的兴起、转换与融合。北宋都城的四京格局对于多元互动文学版图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东京是重要文学群体、文学现象汇聚、生成的核心区域;西京是千年古都。熙丰时期,司马光、邵雍退居此地,造就了独特的学术与文学风尚;北京大名府、南京应天府均为重要交通要冲,晏殊、范仲淹、苏门弟子等文学名家在此均有重要文学活动。四京之间有殊异之处,又密切勾连,推动形成北宋文学的地理版图。南宋临安的空间特色在于潜在的“双城”形态。杭州府治升级扩建为都城临安,其间增添了不少汴京的建筑元素,这与南宋士人诗文之中兴主题遥相呼应。东京汴梁气象隐藏在临安都城形制中,也隐藏在南宋士人的记忆、想象与期待中,成为南宋诗文气象生成的重要土壤;同时,临安在湖光山色间因地制宜的精巧格局,以及城中众多商贸行市、技艺社团组织的频繁活动,又晕染出深密细腻、冶艳空灵的诗词情调。南宋都城的“双城”形态推动南宋文学创作走向丰富多元与创新。


明代南京在永乐迁都前蔚为国都,文人书写侧重其据山控湖、内贯秦淮的虎踞龙盘之势,诗文形胜尤为壮阔;永乐迁都后,南京成为闲散官员、文人墨客的游赏之地,地理形胜依旧,但文人书写的重心转向江南佳丽、烟霞胜景。与南京不同,北京因其“内跨中原,外控朔漠”[9]的军事地理态势,又遭遇三次“围城”事件,官宦士人心态及文学创作受到极大影响,甚至改变了都城的文学创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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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就都城文化生态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而言,多元化的都城文化生态彼此汇聚融通,对文学思潮、风格流派以及若干主题、题材的生成意义重大。比如,战国时期百家论辩之风日盛,鲁国曲阜、齐国稷下、秦国咸阳等多是士人游说论辩讲学的汇聚之地,推动了诸子思想及相关文本风格的生成、发展。两汉时期,祥瑞、仙道、德礼等思想形态不仅影响都城的建造与形制,而且渗透在都城文人的创作中,对于京都赋形成“帝都气象”的文本传统有深刻影响。


唐两京都城文化生态积淀丰厚,如姬周的礼乐宗法观念、嬴秦的尚武事功习尚,两汉的重儒任侠风气、南北朝时期的多元文化态度……,这些深厚的文化传统,推动唐代文士养成志高才雄、平交王侯、追慕风流的秉赋气质,推动边塞田园、任侠尚武、咏史怀古等传统文学主题走向创新,形成宫廷、乡野、仕宦、隐逸、科场、贬谪等各具特色的诗人群体,并在他们手中完成诸多文学体式的定型、改造与更新。


宋代都城文学活动的空间层次更加多元、开放,比如宫廷应制、宅邸唱和、园林雅集、瓦栏唱作等文学活动,与都城的贸易、民俗、生活、娱乐交错融汇,丰富了词、散曲、话本、杂剧等新兴文学形式的体制、内容与创作。辽国南京析津府城内分设二十六坊,坊名多袭用唐代旧称,集市则多在城北:“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偫,命有司治其征;余四京及它州县货产懋迁之地,置亦如之。”[10]城中六街更是商铺林立,一派繁华景象:“是岁,燕民以年谷丰熟,车驾临幸,争以土物来献。上礼高年,惠鳏寡,赐酺馀。至夕,六街灯火如昼,士庶嬉游,上亦微行观之。”[11]金国中都大兴府南城也有大规模的繁华行市、酒楼:“崇义楼、县角楼、揽雾楼、遇仙楼以上俱在南城,酒楼也。”还有行市特别供奉的神庙。[12]所有这些都为都城市民的娱乐活动创造了条件,院本、杂剧、北曲等俗文学形态也就此纷纷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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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都、上都的巡幸制度,仁宗延祐以来科举制度的恢复等等,吸引着大批南北士人汇聚两都,推动了南北文学的交流融合,涌现出以虞集等馆阁文臣为主的创作群体。其诗文宗法晋唐之风,追求“雅正”风范,形成了“雄浑流丽”的盛世气象[13]。文人结社是包括明代都城文人在内盛行的文学创作风气,也是都城文化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明初北京的台阁诗人群体,不过以诗文切磋相娱。成化、弘治以后,“词臣日偃户高卧,或命酒高会而已”[14],都城文士的诗文唱和或宴谈谑浪、或固执一端。弘治、正德年间,以馆阁文臣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15]。此后,嘉靖、隆庆、万历时期,针对“前七子”的主张,唐宋派、公安派等文人群体“各在户庭,同时并角,其议如讼。拟古造新,入途非一,尊吴右楚,我法坚持。彼此纷嚣,莫辨谁是。”[16]万历以后,文人结社更是溢出文学,或抨击朝政,或臧否人物,政治色彩更为浓厚。应当说,这些文人群体、社团之所以发生如此持久的论争与交汇,其根本目的还是要革新、创新文学。在这个过程中,北京独特的政治文化生态对于流派的形成、论争的推进、文人社团的政治化倾向都有潜在的推动作用。清代乾嘉时期,以君王为主导的君臣间的制度化、仪式化文学书写秩序,作为一种文学的权力话语,对于京城官宦、士人的文学创作态度、主题倾向具有制约性的导向作用;而京城游幕文人以诗文干谒京城权贵的文学活动,又是对这一权力话语导向作用的积极呼应,推动着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秩序的生成,对于北京的都城文化生态建设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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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学对都城的建造:

古代文学视域中的都城形象史


都城文化与古代文学双向互动关系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考察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历代文学书写、文学文本及其相关活动,对于历代都城空间形象、人文内涵、文化传统的塑造、丰富与传承,对于都城文化传统的形成、融合、拓展以及代际传承的巨大推动作用,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历代的文学书写及其相关文本,持续记录、塑造、更新着历代都城的空间形象。古代都城的建筑格局及周边之山川形胜,是现实的地理、建筑空间,也是历代书写活动持续拓展、更新的想象空间。比如汉唐文学文本中的周秦丰镐、洛邑、咸阳形象,大多就是建立在文献、遗址基础上的文学想象,所抒发的也多是兴废存亡的咏史怀古情绪,与周秦都城的真实形象其实相去甚远。汉大赋对长安、洛阳的书写则是新兴王朝之新兴文体对新兴都城的当代塑造。其间,都城的历史与现实,想象与真实,往往在文本中前后叠加、交互更新。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对长安、洛阳的代际书写,其本质就是两都文学形象的变迁史。汉魏以后,长安、洛阳屡经战乱,兴废无常,昔日都城逐渐退缩成六朝文学里王朝兴亡的历史陈迹,而将这历史陈迹再度刷新并塑造成时代新形象的,就是隋唐王朝对隋唐长安的兴建,就是隋唐诗文对隋唐长安的意义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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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长安也是新兴王朝的新建都城,它对唐前古代都城制度有集成更有变革,是新兴统治阶层思想意志的主要象征。因此,关中的地理形胜、长安的建筑空间及其相关属性,很自然就成为隋唐士人追求政治角色认同的意义象征,并且这种认同与象征也扩展到对周秦汉魏以来丰镐、咸阳、长安、洛阳的回忆书写当中。士人们对汉唐都城空间格局的精细描述、深切追忆与反复渲染,是历史的纪实,文学的抒情,也是理想的表达。这种文学书写持续强化着都城空间的身份属性与隐喻意义,也强化着士人们与都城之间的政治认同、思想默契与情感共鸣。在这种书写中,汉唐都城建筑空间的称谓、景观、功用、传统,逐渐积淀、凝练、升华为高度审美化、理想化的语汇意象、语句形态,士人们籍此建构起汉唐文学独具特色的文学主题、体式与面貌,并在文本世界里建构起一个持续更新的“汉唐都城形象”[17]。这个都城的外延突破了有限的建筑空间,延伸向无限的自然时空,传递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都城象征意义[18],文人心态、文学文本、书写活动,也在与都城空间的互动交流中不断走向成熟。


第二,历代的文学书写及其相关文本,持续丰富、拓展、深化着历代都城的人文内涵。这往往表现为都城文学的母题、主题生成过程。比如先秦礼制的崩坏,诸侯的征战,王都、国都的辉煌、破败与重建——这个历史过程在士人心中沉淀为深沉的“故国之思”、“黍离之悲”,进而形成《诗经·王风·黍离》《楚辞·九章·哀郢》等主题文本,并在世代的反复歌咏、书写中凝聚成代际相传的都城文学母题,这一母题的多重内涵往往就是历代都城的文化内涵。两汉都城士人常常兼有官僚、经师、词臣等多重身份,汉大赋的书写是文学行为,也是政治与礼制行为,汉赋对于都城宫宇殿堂结构、风格的描绘、赞颂,对朝会、田猎、祭祀、宴飨等都城风尚的书写,也是在呈现都城文化的生成、发展与演变过程;汉大赋雍容、铺张甚至有些跋扈的文本形态也因此成为大一统都城文学书写的典范样式。南北朝时期,围绕长安、洛阳、建康等都城,汉族士人与鲜卑勋贵,士族阶层与寒门贵胄之间的权力博弈与更替,南北朝使者的往来聘问与迁移,士人的佛学信仰以及多元审美倾向,共同推动着不同类型都城文化内涵的更新与嬗变;而以《洛阳伽蓝记》《世说新语》《昭明文选》等为代表的历史、地理与文学文本,其书写、编纂行为本身就是对都城文化内涵的进一步丰富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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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对于长安文化内涵的建构意义深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唐诗是长安文化最具标识性的内涵。以卢照邻《长安古意》、骆宾王《帝京篇》为代表的初唐都城诗,多以关中形胜、长安建筑的逻辑线索架构全诗。诗人沉醉享乐又叹息贵贱无常,向往仕途又渴求人格独立,格调不免颓废,但最终依然回归长安的壮大、繁华,洋溢着“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闪灼着青春、自由和欢乐。”[19]这就是初唐时代的长安文化:新兴庶族士人渴望将突破门阀垄断、实现个人抱负的理想,注入到都城长安的文化根脉中去,他们梦想以文学的方式,改写、更新周秦汉以来的旧长安,重写一个能够代表新兴庶族士人新思想、新观念的新长安。他们不再借助汉魏长安故城素材,而是以唐代新建的长安都城为诗材,建构出一个全新的审美空间:雄阔的地貌,错落的层城,尊贵的君臣,欢乐的百姓,它们共同指向一个全新的社会和谐秩序[20]——虽然他们的诗歌语言、意象还残留着一些南朝的气息,但它的艺术结构、审美趣味完全代表着新时代的美学理想。简言之,唐代长安的都城气象,既是都城的重要地位使然,也与士人们对于都城的文学书写,与他们不断渲染、深化、丰富都城的象征意义、时代精神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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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等宋代笔记,既是记录、书写两宋都城的人文地理文献,也是追忆、感念故都情思的文学文本。其中关于两京重大礼仪活动的记述,各个文本存在不少细节差异。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点在于,书写者通过文本塑造都城形象、营造都城文化氛围的目的不同。比如《武林旧事》尤为关注礼仪活动盛大的规模、群众的狂欢与衣冠的正朔,这与都城临安在宋金对峙局面下独特的政治、文化价值有关,也与周密撰写《武林旧事》的潜在动机有关。从《东京梦华录》到《武林旧事》,从汴京到临安,不同的书写动机、体验重心、书写策略与文本形态,展现了两宋都城文化内涵的历时性变迁、共时性转换与现实性诉求,宋代都城文化多元系统的内涵就这样在文本书写的历程中逐渐生成。


元大都时期,繁盛的行市、街市催生元杂剧等戏曲艺术兴起。关汉卿等大都作家书写工匠、商贩等市民群体的都市生活,展示、引导他们的审美、娱乐趣味[21],这些又进一步强化了元大都极具世俗特色、商贸气息的都城文化内涵。明清以来,以王洪、李东阳、乾隆为代表的诗人群体,持续书写“燕京八景”。“八景”其实广泛涉及明清北京之宫苑、郊野、关隘、古迹、洲渚等极具代表性的区域空间。对“燕京八景”的代际书写过程,其实就是对北京人文、自然、历史、地理等都城文化生态进行自觉的文学化、审美化的过程。在明清两代诗人的笔下,这些区域空间展现出或雄浑、或厚重、或恬淡、或旷远等多元化的情感、思想与意境。岁月荏苒,“燕京八景”的自然风貌多有减损变迁,但随着文学书写的代际累积、渲染,“八景”的人文内涵反而会更加丰厚,成为明清北京都城文化的重要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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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历代的文学书写及其相关文本,持续建构、充实、传承着历代都城的文化传统。都城文化传统是在历史进程中自发形成的,也是在历代学者、文学家对都城的多元书写中自觉建构而成的。他们对于都城文化的记录书写形成丰富多元的历史文献与文学文本,这对于历代都城的形制、建造与空间布局有深远影响,对于古代文学传统的代际传承也有推动作用。


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尚书》《春秋》《左传》《国语》《诗经》等史学、文学文本对于占卜城址、建都与迁都等活动的记录,展示了诸侯国都空间规模不断扩大、周室王都地位逐渐衰落的历史过程。秦汉时期《吕氏春秋》《史记》、汉赋等文本[22],蕴含着“王者必居天下之中”[23]等都城建造的“居中”观念,又展现了古代都城从王都、国都走向帝都的历史进程。这些文本的书写过程,是文本与都城建造相互影响的过程,也是沉淀、凝练、积累早期都城思想形态的过程,它们成为后世都城理论设计、制度构想的知识资源和思想依据,为都城文化的传承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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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文化传统不仅干预、影响都城的营建、改造,而且通过宫苑殿宇、佛寺道观、坊里闾巷、船坞津渡等多元的都城空间形态,渗透、改造、更新着历代士人的思想方式、生活方式、言语方式、文本方式。比如,我们对两汉都城雍容气度、雄迈气象的感受,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从汉赋这种典雅高华、铺张扬厉的宏大体制、文本风格中获得的。从先秦到隋唐,丰镐、洛邑、咸阳、长安,经历了地理、空间、建筑的历史变迁,也经历了从《诗经》、汉赋到魏晋六朝隋唐诗文,对这些地理、空间、建筑代际书写的变迁,这两个并行不悖的历史变迁过程,共同构建起“长安”这个源远流长的历史物象、文学意象,也共同构建起“长安文化”这个在古代文化史、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文化现象、文化传统。两宋汴京、临安历经繁华、战乱、重建、覆灭,都城内涵与角色的嬗变极为复杂,两宋诗文对于这个嬗变过程的书写,繁华胜景里有苍凉格调,太平盛世里有凋零景象,兴盛之京与衰败之都的双重个性成为两宋都城留给后世的文化记忆与文学印象。明代的京都赋礼赞永乐迁都的壮举,清代御制诗文对北京建筑风物的反复歌咏,都深刻的塑造着北京城的历史文化个性,并进一步塑造着生活在这座都城里的官员、士人与平民。


我们之所以始终特别强调历代文学书写及其相关文本,对于塑造、建构、传承都城形象、内涵与传统的重要意义,就是因为历史学、地理学、建筑学这些与都城、都城文化有着密切关联性的学科,对于都城虽然有着精确、精密的论述、论证与设计,却很难表达人们对都城、都城文化、都城气象那种幽邃入微、刻骨铭心的人文体验与美学感受,更难以替代文学艺术在情感深处与都城气象引发的历史共鸣、现实共振。这种共鸣也许很难再现历史、地理、建筑的真实细节,却足以激发起人们对都城、都城生活、都城人群、都城气象的历史人文情怀与审美理想展望。在古代诗文的召唤下,人们更容易将古代都城因山带水的雄奇地貌、错落层起的雄壮建筑、绵延深厚的雄伟历史与自己丰富多彩、起伏跌宕的人生、情感、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并不强调人地关系的科学性、准确性,而更关注人与自然、山川、建筑的思想共振、情感交流、美学共情,它所点燃的恰恰是冷静、客观的历史学、地理学、建筑学难以触及的审美、情感与艺术空间,而这也正是古代诗文在都城与文学关系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在作家们的纪实书写、抒情歌咏与意境渲染中,古代都城的个性形象、文化内涵与历史传统被赋予浓厚的抒情、审美意味,冰冷坚硬的都城建筑在文学书写的创造中展现出丰厚的人文审美内涵,这就是古代文学书写、建构、建造古代都城的深刻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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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中国古代都城文化与古代文学的双向意义建构,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与现实意义。长安、洛阳、北京、建康、汴京、临安等历史悠久的古代都城,大多拥有《西京杂记》《三辅决录》《三辅黄图》《两京新记》《长安志》,以及《建康实录》《六朝事迹编类》《景定建康志》《洪武京城图志》《留都见闻录》等相对系统的专题文献书写史,这些历史文献构成了我们对都城历史的、地理的深入认知。与此同时,历代诗词、散文、辞赋、戏曲、小说对这些都城的书写,也构成了一部系列的专题文学书写史,它构成了我们对都城文学的、美学的深入体验。这两部书写史并行不悖也互有交集,书写重心各有特点也时有同归之处。有的历史文献比如《武林旧事》本身就隐含着深邃深厚的情感内涵,有的文学书写比如汉大赋本身就是对都城及其文化精准的历史记录。我们站在文学书写的立场上,会发现都城的历史文献对于都城的文学书写、文学表达、文学形象是一种印证、充实与完善;站在历史文献的立场上,会发现都城的文学书写对于都城的历史文献、历史印象、建筑形象是一种拓展、提升与重塑;站在文学发展史的立场上,会发现都城的发展史、书写史是推动、深化、强化文学发展节奏、变革与创新的重要动力;站在都城发展史的立场上,会发现文学的发展史、书写史是塑造、建构都城形象史、美学史的重要力量。但是,不管选取哪个立场,我们最终的立足点,都依然要落在对古代文学本身的研究上来,都还是要为审视、更新古代文学研究史观服务,都还是为了获得重新审视、观照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新契机、新立场、新观念,以便从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拓展新的研究视角,建立新的研究关系,发掘新的研究文献,培育新的研究增长点。而所有这些,既是古代文学研究不断走向创新、古代文学研究史观不断走向更新的需要,也是建构古代文学学术话语体系的需要,更是推动包括古代文学与古代都城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走向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需要,这正是研究中国古代都城文化与古代文学双向意义建构的文学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注释(向上滑动查看)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都城文化与古代文学及相关文献研究”(项目批准号18ZDA237)阶段性成果。

[2] 关于中国古都的若干类型,参看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3-134页。

[3] 例如“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一《乘马第五》,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3页)“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吕氏春秋》卷十七《审分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99页)等皆为此类。

[4] 比如“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八十三《匠人》,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4册,第3423-3428页)“量人掌建国之法。以分国为九州,营国城郭,营后宫,量市朝道巷门渠。造都邑亦如之。”(《周礼正义》卷五十七《量人》,第9册,第2378页)

[5]《隋书》:“高祖将迁都,……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观玄象,俯察图记,龟兆允袭,必有迁都。且尧都平阳,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魏徵《隋书》卷七十八《艺术列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册,第1766页)《长安图志》卷上:“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亦一代之精制也。”(宋敏求、李好文撰,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三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

[6] 西晋左思的《吴都赋》,是时人对建康新都形象的文学书写,也是在建康城新形制格局影响下的典型文本形态:“朱阙双立,驰道如砥。树以青槐,亘以绿水。……列寺七里,侠栋阳路。屯营栉比,解署棋布。……其居则高门鼎贵,魁岸豪杰。虞魏之昆,顾陆之裔。……其邻则有任侠之靡,轻訬之客。缔交翩翩,傧从弈弈。出蹑珠履,动以千百。里宴巷饮,飞觞举白。……开市朝而并纳,横闤闠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为一。……富中之甿,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巨万。竞其区宇,则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则珠服玉馔。”(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册,第217-220页)

[7] “初,隋氏营都,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关内道》,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页)

[8] 班固《两都赋序》,《文选》卷一,第1册,第3页。

[9] 孙承泽著,王剑英点校《春明梦余录》卷二《形胜》,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上册,第14页。

[10] 脱脱《辽史》卷六〇《食货志下》,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册,第929页。

[11] 《辽史》卷一七《圣宗本纪》,第1册,第198页。

[12] 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页。

[13]《罗舜美诗序》曰:“我元延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诗丕变而近于古。江西士之游京师者,其诗亦尽弃其旧习焉。”(欧阳玄撰,陈叔良、刘娟点校《欧阳玄集》卷八《罗舜美诗序》,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87页)《诗薮》亦称:“皆雄浑流丽,步骤中程。”(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230页)

[14]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〇《翰林应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7页。

[15]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册,第7347页。

[16] 范景文《范文忠集》卷五《葛震甫诗序》,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第30页。

[17] 比如在唐代诗歌里,“北阙”、“南山”这对意象,象征着君臣间的复杂关系,也象征着都城长安或大唐王朝。诗人们常常围绕这对意象组织诗歌文本,建构起北起长安双阙、南至终南山脉的审美化、理想化的“文学长安”。“文学长安”的想象空间与“建筑长安”的地理空间,共同支撑起我们对于长安文化的理解与阐释。长安的“天街”“九陌”“十二街”等街衢坊里意象、东西两市等生活意象,曲江、乐游原等宴游娱乐意象,也是建构“文学长安”的意象素材。

[18] 《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卷四四《昭公七年》,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册,第4447页。

[19] 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页。

[20] 初盛唐时期,魏晋六朝的门阀士族走向没落,科举出身的庶族士人蓬勃兴起,“一条充满希望前景的新道路在向更广大的知识分子开放,等待着他们去开拓。”(参见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

[21] 除了戏曲艺术,元代诗赋对元大都商贸、娱乐盛况的记述也非常详尽、生动,如元人李洧孙的《大都赋》:“凿会通之河,而川陕豪商、吴楚大贾,飞帆一苇,径抵辇下。……往适其市,则征宽于关,旅悦于途。灵钟叩而蒲牢吼,操鼓动而元鼍呼。榑桑腾景,皋门启枢,百廛悬旌,万货别区。匪但迩至,亦自远输。氀毼貂豽之温,珠瑁香犀之奇,锦纨罗㲲之美,椒桂砂芷之储。瑰绣耀于优坊,金璧饬于酒垆,伎效梨靬之术,工集般输之徒。烟尘坌而四合,岁月暇而多娱。”(参见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六《形胜》,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册,第90页)

[22] 比如班固《西都赋》:“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放泰紫之圆方。” (参见《文选》卷一,第1册,第11页)

[23] 《周礼正义》卷十八《地官司徒》,第3册,第721页。



本文原刊于《文学遗产》2021年第2期


文章作者:康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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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李白研究会、中国苏轼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王维研究会理事。2018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唐代文学研究》编委。北京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国家教材委员会语文专业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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