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8岁的梁启超第一次遇见33岁的康有为，梁启超感觉，自己犹如被当头棒喝。

这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那时，年纪轻轻，还是个少年的梁启超早已是举人身份，而康有为却还仅仅只是一位秀才，双方第一次会面，从早上8点一直聊到晚上7点，人到中年的康有为直接呵斥少年梁启超说，国家危亡，你故往的学识，不过是“数百年无用旧学”，当晚，梁启超只觉得“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以致“竟夕不能寐”。

第二天一大早，这位虚岁17岁就高中广东乡试第八名举人的大才子，早早又前往拜见康有为，从此成为康有为门下弟子，日后，这对师徒的恩怨情仇，即将见证一段中国最为惊心动魄的风云史。

在康有为门下的广州万木草堂求学三年后，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梁启超与康有为一起结伴进京参加会试，此前的1893年，康有为在连考七次后，终于高中举人，师徒二人结伴进京，不曾想此时正值大清帝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李鸿章刚刚代表清廷与日本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于是，康有为、梁启超共同发起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运动，邀请了聚集北京的1000多名举人联合上书清廷，要求拒和、迁都、实行变法，此后，梁启超又在《万国公报》和《时务报》中担任主笔，阐述维新变法的迫切与必要性，很快就名满全国。

作为洋务派的中流砥柱，两广总督张之洞非常欣赏梁启超的文章，1897年，61岁的张之洞在湖北省城武昌，亲自接见了这位年仅25岁的小举人。

两人会面的这一天，张之洞非常兴奋，破例下令打开武昌城的中门迎接，并且问下属能不能按照迎接钦差大臣的规格鸣炮接风，只是当下属强调梁启超只是个举人、于礼不符之后，张之洞才悻悻作罢。

但已入暮年的张之洞，显然知道这位少年英雄的意义所在，于是力邀梁启超担任自己的幕僚兼两湖书院院长，月薪“千二百金”。

张之洞是晚清的四大名臣之一，跟随他的意义不同凡响，因为要知道，当初李鸿章就是从曾国藩的幕僚做起的。

但梁启超拒绝了，这位搏击在时代浪尖的青年，有自己的远大理想，尽管此后 ，他将被清廷追杀、流亡多年。 

▲青年梁启超（1873-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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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此后影响中国百年的梁氏家族先祖，梁启超与张之洞会面的1897年，同时也是中国多个家族的兴衰转折点：此时，李鸿章因为甲午战败成为替罪羊，正处于生命的倒计时阶段；而从美国归来的传教士宋查理，则正追随孙中山，聚集在兴中会的旗号下酝酿革命。

出身广东新会，家族背景平凡，祖父、父亲都只是一个普通秀才的梁启超，即将迎来命运的逆转。1898年7月，光绪帝接见了作为维新派领袖之一的梁启超，但比起光绪帝与康有为长达几个小时的初次会谈，一口广东普通话、此时国语奇烂的梁启超却让光绪帝听得云里雾里，但这并不影响光绪帝对于维新变法的强烈支持。

随着戊戌变法的展开，感觉到强烈冲击的慈禧开始展开反击，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随后，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被斩杀于北京菜市口，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而梁启超则与康有为一起逃亡日本，对此，当时担任日本首相、发起甲午战争的伊藤博文指示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说：

“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从此，梁启超剪掉辫子，穿上西服，在日本一流亡就是14年，此后，他先后创办《清议报》、

《新民丛报》，并作为改良派代表，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就保皇改良还是革命推翻清廷展开辩论，尽管革命党人最终占据上风，但在晚清民初的风云史中，几乎没有人不受到他的文字和思想洗礼，诗人黄遵宪就评价说：

“（梁启超）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后来毛泽东则回忆说：“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同样作为时代青年的郭沫若后来也评价说：“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 

▲中年梁启超，傲骨依然。

清末的改良与革命之争，最终以辛亥革命的爆发、1912年清廷的覆灭告终，民国元年（1912年）十月，梁启超最终结束了长达14年的流亡生活返回国内，1913年，梁启超接受袁世凯的邀请，担任民国司法总长。

但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渐暴露，为了反对袁世凯称帝，1915年，梁启超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准备公开反对，袁世凯听闻后，让人带了一张20万元的银票前去游说不要发表，没想到梁启超却当面退回：

“袁世凯太看人不起了，以为什么人都是拿臭铜钱买得来。我当时大怒，几乎当面就向来人发作。”

随后，梁启超与袁世凯公开决裂，袁世凯在1915年12月公开称帝后，梁启超拥护蔡锷组织的“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并多次起草布告、电文讨伐袁世凯，袁世凯因尿毒症在1916年去世后，1917年，张勋又在北京拥护溥仪复辟，对于这次复辟，康有为也在此中上蹿下跳，对此，梁启超又不惜与昔日恩师决裂以拥护共和，当有人对此表示质疑时，梁启超说：

“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早在18岁时，梁启超就在康有为的启发下，开始从一个传统的守旧派知识分子，转向支持维新变法；人到中年时，梁启超又从拥护君主立宪，改而支持共和、反对复辟；离开政坛投身学术后，他在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政治的幻灭后，又重新转向东方文明寻求“拯救世界”之道。

对于梁启超人生中的这种多变、善变，很多人因此怀疑他的人品，却不知正是这种激流勇变，使得梁启超得以始终屹立在时代潮头，而不是像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因循守旧，最终被时代抛弃、滑出历史的主流。

张勋复辟失败后，支持共和的梁启超又在北洋段祺瑞的政府短暂担任财务总长，此后，他转而投身学术研究，对于众人的质疑，梁启超在剖析心路历程时说：

“我的乐观，却是从一般人的悲观上发生出来。我觉得这五十年来的中国，正像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苦痛的事，那里能够轻轻松松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苦痛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

对于自己的多变、善变，梁启超的自我总结是：

“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

▲梁启超与家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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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晚清民国风云激荡的历史中，很多时代的伟人例如孙中山、毛泽东都曾经有过心路历程的巨变，因为世界格局在变、国家形势在变，如果因循守旧，则势必将为时代的洪流所淹没，而梁启超的“多变、善变”，其本质仍然是一个孜孜以求强国之道的知识分子，在时代的沧海横流面前，所不断作出的调整和适应性改变，其主旨仍然是梁启超所自述的“爱国与救国”。

但与政治选择上的“多变善变”相比，梁启超对于子女的教育，却相当传统。

梁启超一生共有两位夫人，梁启超在17岁那年高中举人后，被后来官至礼部尚书的主考官李端棻一眼相中，李端棻转而将自己的堂妹李蕙仙介绍给了梁启超为妻，李蕙仙共为梁启超生育了梁思顺（女）、梁思成（男）、梁思庄（女）共两女一男；另外，梁启超又将跟随李蕙仙到梁家的侍女王桂荃纳为小妾，王桂荃则为梁启超先后生下了梁思永（男）、梁思忠（男）、梁思达（男）、梁思礼（男）、梁思懿（女）、梁思宁（女）共四男二女。

加起来，李蕙仙、王桂荃共为梁启超生育了五男四女共九个孩子，日后，在梁启超和两位夫人的教导下，这九个孩子个个成才，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更是成为院士，梁启超门下也因此被赞誉为：“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

梁启超九个孩子中，其中 长女梁思顺（1893——1966）是诗词研究专家；

长子梁思成（1901——1972）是著名建筑学家、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次子梁思永（1904——1954）是哈佛大学硕士，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

三子梁思忠（1907——1932）则在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1932年参加淞沪抗战，因病逝世；

次女梁思庄（1908——1986）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学士，同时也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先行者；

四子梁思达（1912—— 2001），是著名经济学家，曾参与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

三女梁思懿（1914——1988）在美国加州大学毕业后，成为了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长期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曾任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

四女梁思宁（1916——2006 ）早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后来在抗战中投笔从戎，加入新四军，历经生死考验；

五子梁思礼（1924—— 2016）则是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博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著名的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 

▲梁启超子女相片。

梁氏家族的辉煌，在中国200年近现代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但很多人只看到台前，却没有看到梁家幕后的家教，梁启超出生的广东新会，离南宋灭亡之战的崖山古战场不远，早在孩提时，作为当地秀才和知识分子的祖父梁镜泉、父亲梁莲涧就经常向梁启超讲述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古代忠臣义士的故事，而“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更是在幼小懵懂的梁启超心中，播下了爱国的种子，后来，梁启超经常对子女说：

“我们梁家是寒士家风出身，总不要坏了自己家门本色！”

考诸历史，伟大人物在自身成功的同时，在琐事缠身之中，仍然不断拨冗倾注在子女的教育之上，如此方能成就一个不断继往开来的家族。

梁启超经常对孩子们说：“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梁氏家族寒苦出身，一定要勤俭、朴素、务实、好学，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外流亡14年，虽然经济窘迫、生活困难，但却始终笔耕不缀、不减志气，在“身教”这一点上，梁启超首先是以自己的言行影响子女。

在日本流亡时，梁启超亲自教长女梁思顺读书写字，还教她写诗作词，后来梁思顺成为著名的诗词专家，写出《艺蘅馆词钞》，也得益于梁启超对她幼年即开始的手把手教育。

为使女儿文理全才、均衡发展，梁启超还专门为女儿请了家教学习“数理化”，并且在家中自己建了一座实验室，教育理念在晚清的社会中，可谓超前又全面。

在打好子女的知识积累时，梁启超又非常重视子女的“德育”工作，梁启超曾在《变法通义》中强调：“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因此他非常重视孩子们在童年时期的教育，他常常对孩子们说：要忠厚为本、不可损伤人格，“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人生在世，常常思报社会之恩”、“但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总是永久的，我们总是做我们责任内的事。”

尽管脱身于旧知识分子家庭，但梁启超在生活态度上，却主张“趣味主义”、拒绝“哭丧着脸”，他教育孩子们说：“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在他的影响下，梁启超的子女们大多性格开朗、风趣幽默，学有成才而不枯燥，做严肃君子又不失风趣为人。

等到孩子们开始长大成人，四处求学、任职后，梁启超经常也奔波在外，但仍然坚持给孩子们写信谈人生、谈理想、做朋友，梁启超一生共留下2000多封信，其中300多封是写给子女们的，这些家书前后持续15年，少则寥寥十几字、多达几千，或谈家事、或谈学业、或谈心聊天、或纵论时事，这种持续数十年的言传身教，即使是今天交通、通讯发达，也是极少家长所能做到的。

对于自己的长女梁思顺，即使她已是几个孩子的妈，梁启超也经常给她写信，并在信中亲切地称之为“我的大宝贝”、“乖乖”，对于自己的小儿子梁思礼，他则称呼为“老白鼻”（老baby）。

尽管亲爱，但梁启超却非常懂得让孩子们磨练品格，1923年，长子梁思成被汽车撞折腿骨住院，以致落下终身残疾，还延误了一年到美国留学，梁启超虽然心痛，却不急不躁对梁思成说：“你一直以来处境都太顺利，这种小挫折正是磨练德性的好机会，切不可心焦萎畏。”

梁思成赴美国留学后，梁启超特地给他寄去了全套的宋代建筑丛书《营造法式》，并嘱咐儿子一定要学习中国古典建筑，以求学贯中西，梁启超甚至给梁思成规划游学路线，要他去欧洲具体那些国家、如何观摩古典建筑，这也为梁思成日后成为中国的建筑大家，打下了深厚基础。

梁思成1928年从美国留学归来后，同时接到了清华大学和东北大学的执教邀请，对此梁启超要求儿子不要去生活舒适的清华，而是要到条件艰苦的东北大学去任教，因为在梁启超看来，工作要从艰辛起步，切不可贪图安乐。

梁启超的二儿子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硕士毕业后，梁启超为这位学习考古的儿子，亲自联系当时的考古学家李济，甚至自掏腰包，要求儿子梁思永前往参加实地考古工作，而震惊中外的殷墟考古，便是得益于李济、梁思永等人的发掘，最终，梁思永也成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

但这位梁氏家族的缔造者，最终未能战胜时间，1926年，梁启超因为尿毒症到北京协和医院手术，没想到医生却误将梁启超建康的右肾割掉，而留下了病变的左肾。这起重大的医疗事故之后，梁启超的建康持续恶化，考虑到西医初入中国，如果公开抨击协和医院，更将加剧国人对西医的质疑，因此梁启超选择将此事遮掩下来，对此，他的想法是：“愿为众生病。”

到了1928年10月12日，梁启超拖着病体正在写作《辛稼轩年谱》，恰好写到辛弃疾61岁那年，朱熹去世，辛弃疾前往吊唁并作文寄托哀思。梁启超于是摘录下了这篇文章中的四句：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之后，梁启超再次病发被送往医院抢救，这四句话也成为了他最后的留笔。

救治一直持续到1929年1月19日，最终，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并安葬在北京西山卧佛寺，与发妻李蕙仙合葬。

梁启超去世后，学习建筑的长子梁思成和儿媳林徽因共同为他设计了墓碑，墓碑除了纹饰，没有任何文字，此前，梁启超曾经说：

“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而友人沈商耆则为他送上挽联，作为对梁启超一生的评价：

“三十年来新事业，新知识，新思想，是谁唤起？

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 

▲晚年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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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去世，梁家的第二代也隆重登场。

梁启超病逝前一年，长子梁思成和儿媳林徽因共同从美国留学归来，在梁启超的建议下，梁思成前往东北大学任教，并亲手创立了东北大学建筑系，培养了中国最早一批建筑专业人才。

对于即将到来的世界风雨，梁启超显然有着超前的认识，在叮嘱在海外留学的孩子们时，梁启超说：

“你们回国后职业问题大不容易解决，现在那里有人敢修房子呢，学校教授也非易，全国学校除北京，几乎都关门了……我想你们这一辈青年，恐怕要有十来年——或者更长，要捱过极艰难困苦的境遇，过此以往却不是无事业可做，但要看你对付得过这十几年二十年风浪不能？”

在艰难困苦之中，梁思成顶住了风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梁思成改而南下北京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从1931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梁思成与林徽因率领着中国营造学社的考察队，走遍了国内15个省、19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700多处中国古建筑。

这是中国建筑史上，前无古人的事业。

在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主持建议下，始建于北宋时期的杭州六和塔最终被重修一新，而梁、林夫妻俩人更是四进五台山，最终在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发现了始建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的佛光寺大殿，从而打破了日本人断言中国根本不存在唐代木结构建筑的结论。

对于这持续多年的古建筑考察保护之旅，林徽因曾经在1936年一封信中，谈到她和梁思成在前往山东青州路上的经历：

“整天被跳蚤咬得慌，坐在三等火车中又不好意思伸手在身上各处乱抓，结果浑身是包。”

尽管出身名门，但林徽因与丈夫梁思成一样并不以为然，她甚至在生完孩子后不久就跟着梁思成一起长途颠簸、上房攀瓦，到处测量考察，以求记录保护民国时期年久失修的海量古建筑。 

▲林徽因与梁思成。

在时代的巨变中，这个家族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行，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当时，梁启超的三子梁思忠已经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此时刚好担任十九路军炮兵上校，梁思忠随即带领战士投身淞沪抗战，在战斗期间，由于误喝了战地上有毒的脏水，梁思忠最终染病去世，年仅25岁。

与兄弟们的奋斗拼搏相似，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也不甘人后，1930年梁思永从哈佛大学考古学专业硕士毕业后，随即投身到中国的考古事业当中，并在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的炮火中坚持科学考古，并为殷墟的系统发掘奠定了功勋，由于长期坚持野外考古，到了1932年，梁思永得了烈性肋膜炎，医生从他胸部中整整抽出了四瓶水，但稍有康复后，他立即重返了殷墟考古现场。

抗战爆发后，梁思永又跟随着抗战军民一路辗转迁到西南的昆明和李庄，由于抗战时期条件艰苦，加上工资低微长期饮食不良，梁思永最终发展成了肺炎，1945年抗战胜利后，梁思永为了重返考古现场，当听说通过切除肋骨可以使有病的肺萎缩下来时，这位硬汉竟然找到了当时重庆的高唐奎医院，切除了自己的七根肋骨！

但他最终，还是没能重返他心爱的田野考古现场。

由于病体影响，梁思永此后大部分时间都是躺着休息，站立时必须拄着拐杖，1948年，梁思永和哥哥梁思成一起被评选为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这位科学硬汉在新中国成立后，又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54年，这位硬汉最终因为心脏病去世，年仅5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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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前一个月，1937年6月，梁思成与林徽因前后历经四进四出，终于在山西五台山发现了曾经在敦煌壁画中见过的佛光寺大殿，并在大殿内找到了铭文，确认其是国内幸存的唐代木构建筑，但喜悦并没持续多久，随着全民抗战的烽烟燃起，梁思成和林徽因毅然决定跟随抗战军民撤退后方，他们一路辗转经郑州、长沙、湘西、贵州迁到昆明，由于物价飙涨工资低微，林徽因不得不每天来回爬4次山坡，去云南大学教英文赚钱补贴家用。

为了维持生活，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的妻子李福曼，也和西南联合大学许多教授的妻子一样，在小路边摆摊变卖衣物，来维持生计。

由于日军频繁轰炸昆明，1940年，梁思永任职的史语所和梁思成任职的中国营造学社，被迫迁往四川南溪县的李庄，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由于四川气候夏天闷热、冬季湿冷，结果林徽因很快病倒，当时，林徽因的老毛病肺结核发作得厉害，她经常连续几周高烧不退，夜间则盗汗不止，后来林徽因的女儿梁思冰回忆母亲说：

“李庄没有医院，她瘦得简直可以说不大像个正常的人，手、腿就剩骨头棒棒了。”

林徽因重病在床，但梁思成却由于中国营造学社经费困难，不得不去向国民政府教育部乞求支援，以维持中国营造学社的生存，梁思冰回忆说：“（父亲梁思成）他说他当时就是个叫花子，经常要去化缘。”

在战乱的动荡和疾病摧残、经济窘迫下，梁思成和林徽因却仍然坚持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事们一起着手撰写《中国建筑史》，以求将多年来的古建筑调查成果整理成书，为了节约经费，梁、林二人对于设计图纸和建筑施工一直亲自亲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欠下了不少债务。

万般无奈之下，林徽因只得写信向美国友人费慰梅求助，希望友人能资助一笔钱，协助梁家渡过难关，费慰梅很快就寄来了100美元和一封信，并邀请梁、林夫妇前往美国讲学，以求摆脱经济困境和治好林徽因的病。

没想到林徽因却回信拒绝了，林徽因的回答是：

“我应该留在祖国，共赴国难！”

就在四川期间，当时仅有几岁的小儿子梁从诫曾经问林徽因说，“妈妈，如果日本人打过来了，我们该怎么办？”

没想到林徽因却坚定地说：“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长江）吗？”

林徽因的意思是，如果抗战失败，那么全家人唯一的路，就是将以身殉国。 

▲抗战期间的林徽因和孩子们。

梁家，幸运地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开始扩张城建，并计划听从苏联专家建议，拆除北京古城，听到这个消息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寝食难安，他们和时任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的教授陈占祥一起，力主应该保留北京的古城墙和众多牌坊等古建筑，为了争取保留古城，梁思成甚至在会议上与时任北京副市长吴晗争得面红耳赤，吴晗坚决不同意保留北京古城，梁思成为此在现场失声痛哭，他说：

“50年后，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

性格向来刚烈的林徽因更是不饶人，她直接指着吴晗说：

“你们拆的是具有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你们真把古董给拆了，将来要后悔的！即使再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

但北京古城终究没保住。

林徽因则等不到那一天，1955年，长期拖着病体的林徽因最终病逝，年仅51岁。

此前，这位曾经让徐志摩为她魂牵梦萦的著名女诗人，曾经在诗歌《深夜里听到乐声》这样写道：

“生命早描定她的式样，太薄弱，是人们美丽的想象。”

这何尝不是后人，对林徽因美丽一生的幻象与终结，人们似乎更热衷于她年轻时候与徐志摩曾经传出的绯闻，以及她写出的那些美丽诗句，却很少关注她和丈夫梁思成一起，为了古建筑的测量保护，以及抗战事业所作出的坚持和牺牲。

她是一位弱女子，但她同时也是一位至刚至强的知识分子。

林徽因去世后，一生都爱恋她的哲学家金岳霖教授为她写下了这样一幅挽联：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那位诗意与美的化身的女子，再也回不来了。

而梁思成则在林徽因去世后，一直坚持到了1972年，最终于文革期间去世。 

▲消失的北京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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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梁家的故事，不止于梁思成和林徽因。

1949年，就在新中国建立之际，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博士毕业的梁启超的第五子梁思礼，也毅然放弃了留在美国的优渥前景，选择了回国建设新中国。

此后，梁思礼在艰难困苦之中，参与了新中国第一个自主设计的中近程液体地对地导弹、带自控系统的带原子弹弹头导弹等重大工程，1993年，梁思礼最终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而梁启超的四女梁思宁，则在抗战中投笔从戎，毅然投奔新四军，后来在1950年代，陈毅元帅有一次还曾经跟梁思成当面说：

“当时在我的部队里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就是你妹妹（梁思宁）；另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

梁思宁历经抗战和解放战争的生死考验，此后一直到2006年，以91岁高龄去世，生前她对身边的人说：“我要静悄悄地来，静悄悄地走。”

而梁家的第三代也一直奋斗不息：作为梁启超的孙子、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则在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云南大学历史系任教几年，此后，他又回到北京从事世界史研究，文革期间，梁从诫因为有一个曾经做过“保皇派”的爷爷梁启超，被牵连下放到江西改造劳动，改革开放后，梁从诫最终离开体制，到了冯友兰、张岱年等哲学教授创立的中国文化书院工作。

但到了晚年，这位倔强的老人最终转向，开始了自己的关注环保事业。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内的环保问题也日益突出，于是，1993年，梁从诫选择了创立中国民间第一家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对于在急速发展中的中国，这位始终秉持着祖先家国情怀的老人，始终觉得自己该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自己的国家地脏了，总得有人扫吧！”

作为国内环保事业的先驱，“自然之友”曾经在北京的公园里，劝说过遛鸟的大爷保护鸟类、释放笼里的鸟儿，结果大爷们直接反怼说：“我自己都舍不得吃，把鸡蛋黄给鸟吃了，还想怎么对它好？”

还有一次，梁从诫到某县考察环保，当地县长拿出好酒招待，没想到性格耿直的梁从诫直接怒怼：“你们河里的水都像酱油汤了，怎么还好意思喝酒呢？”

到了1995年，云南德钦县计划砍伐1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梁从诫听说这个消息后心急如焚，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森林保护，而且德钦县的这片原始森林，也是滇金丝猴的重要栖息地，为了拯救这片原始森林和滇金丝猴，梁从诫四处向媒体求援，并且利用自己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直接向领导建言，最终保护住了这片原始森林和滇金丝猴。

滇金丝猴的保护战，也是梁从诫创立“自然之友”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此后，全国各地反映环保问题的信件雪片般寄到“自然之友”的办公室，这使得梁从诫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但他仍然继续坚持，为了保护藏羚羊，1999年，已经67岁的他甚至和“自然之友”的会员们一起，登上了海拔4500米的可可西里，对收缴来的近400张藏羚羊皮付之一炬，以此宣示保护藏羚羊的决心。

但2006年，74岁的梁从诫在骑自行车时，突然遭遇车祸，被送医后他又被查出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症，此后，梁从诫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记忆力迅速减退，尽管如此，他却对所有来看望他的朋友们，统一称呼为“自然之友会员”，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忘记了很多事，却唯独没有忘记，他一直心心念念的环保事业。

由于梁从诫对环保事业的贡献，国家林业局特别向他颁发了“大熊猫奖”。2010年，这位79岁的老人，最终在北京去世。 

▲梁从诫常年骑着自行车上下班。

对此，就在车祸前，梁从诫曾经对媒体说，如果说梁家三代人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社会沉重的责任感。我们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不能不尽我们的力量，为这块土地、为这个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回报。”

而对于爷爷梁启超所从事的政治改良事业，和父亲梁思成壮志难酬的古建筑保护事业，以及自己任重道远的环保事业，梁从诫不无自嘲地说：

“我们祖孙三代都是失败者，可是屡战屡败，仍然屡败屡战。”

尽管梁家祖孙三代从政治到财富，都呈现不断“退化”的趋势，但这个家族投身家国的雄心壮志，以及为祖国、民族和人民奋斗终身的知识、教养、胸怀和贡献，却足以让他们虽然失败，可仍然足以傲然立身中国一百年来最卓越的顶级家族之列，这无关乎权力和名利、地位，而关乎情怀和家国、奉献。

致敬，一个屡败屡战的中国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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