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洗儿钱

自唐宋以后逐渐相沿成习，在婴儿诞生三日后或满月时，必须为其全身沐浴，称之为“洗儿”，用以祓除灾邪，祈求平安。

诗人们往往趁此机会形诸吟咏，白居易《崔侍御以孩子三日示其所生诗见示，因以二绝和之》其一云：“洞房门上挂桑弧，香水盆中浴凤雏。”在给孩子洗澡的同时，还郑重其事地在房内悬挂用桑木制作的弓箭，以示好男儿志在四方。欧阳修《洗儿歌》云：“翁家洗儿众人喜，不惜金钱散闾里。”亲朋好友也要欢聚一堂，慷慨解囊，共同寄托对新生儿的美好祝愿和殷切企盼。

苏轼像（赵孟頫画，局部）

苏轼在四十五岁时喜得一子，却另辟蹊径地写了一首《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尽管这已经是他膝下第四个儿子，不必再有初为人父时那般不切实际的遐想，可是他居然有悖常情地希望孩子日后愚笨鲁钝，还是难免令人感到惊诧。年少成名并被文坛宗主欧阳修寄予厚望的东坡，初入仕途就因为与王安石政见相左而被卷入党争，随后更由于直声谠论以致因言获罪，虽然侥幸保全性命，仍然在年逾不惑之际被贬至黄州。默念平生所经历的宦海风波，不由得五味杂陈，感慨系之。这首诗只不过是一时兴起的游戏笔墨，用谐谑调侃的口吻来宣泄内心的抑郁愤懑。好在孩子的母亲正是他宠爱的侍妾朝云，早就知道丈夫性情疏狂不合时宜，对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风格也司空见惯，想必不会为此见怪嗔怨。

苏轼为这新生儿起名为遯，小名幹儿——前者源出《周易·遯卦》，卦辞有云“好遯，君子吉”，谓君子隐忍谦退而能获福报；后者当来自《周易·蛊卦》“幹父之蛊”，指子嗣承袭父业而堪当大任。不经意间，这似乎透露出身为人父的矛盾心理：既希望孩子能够以己为鉴，就此明哲保身，又期待他克肖乃翁，甚至青出于蓝。不幸的是第二年这孩子就因病夭折，东坡又有《去岁九月二十七日在黄州生子，名遯，小名幹儿，颀然颖异。至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病亡于金陵，作二诗哭之》，不厌其烦地缕述孩子在世时的点滴琐屑。其中提到“幼子真吾儿，眉角生已似”，面容神情竟然已经有几分酷似自己；尤为令人惊喜的是“蹁跹逐书史”，“摇头却梨栗”，尽管尚在蹒跚学步，可是已经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濡染，更偏爱经史典籍而不再耽玩贪吃。如此颖异非凡却横遭摧折，确实让中年丧子的东坡痛彻心扉而情难自已。先前“惟愿孩儿愚且鲁”的祝语虽是别有寄托的佯狂之言，此刻回想起来又多么希望能够“一语成谶”啊。

这首兼具自嘲和讽世意味的《洗儿戏作》，在后世引发了不少感同身受的共鸣。清人成书就曾摘取其中字句稍加点窜，檃栝进自己的《洗儿》（下图）诗里。他对着呱呱啼哭的娇儿浮想联翩，“谬传英物啼颇肖，愿到公卿蠢不妨”，“殷勤嘱尔无灾难，好待分甘上画堂”，满怀欣喜地盼望他一帆风顺，位至公卿，父母也能由此安享富贵荣华，就算这孩子蠢劣不堪，又有什么关系呢？诗中表达的意思虽然颇嫌浅陋鄙俗，但也确实道出了不少为人父母的真实心声。

亦步亦趋地沿袭仿效，可供引申发挥的余地毕竟有限。有些诗人索性将此作为参照比较的对象，各出机杼而推陈出新。明人陈全之《蓬窗日录》迻录过理学家杨廉的一首打油诗：“东坡但愿生儿蠢，只为聪明自占多。愧我生平愚且蠢，生儿何怕过东坡。”在他看来，苏轼正是吃了太过聪明的亏，才会转而祈盼孩子可以过上平凡人的生活，而自己本就足够愚钝固陋，又何必为此庸人自扰？晚明林希元有一首《四儿满月，张净峰以东坡洗儿诗相贺，因成一绝以答之》：“庭竹偶添栖凤枝，忽承坡老洗儿诗。未闻公相皆愚鲁，我滞天涯自数奇。”兴许同样是为了庆贺第四子的降生，所以朋友故意借用苏轼的诗来逗弄调笑。不料他见状立刻反诘道，那些出将入相的毫无疑问都精于算计，怎么会天资愚鲁、不善经营呢？随即黯然神伤，嗟叹自己命途多舛，时运不济。清初张毛健有一组《洗儿》七绝，在自注中就声明第五首是“反东坡《洗儿》诗意”之作：“生儿愚拙到公卿，坡语伤时未近情。世上只今都恶拙，阿奴碌碌是聪明。”直言东坡所云虽缘于感事伤时，却未必切合世情。《世说新语·识鉴》称周谟（阿奴）貌似庸碌无能，反倒全身远祸，远胜于两位才高名重的兄长。诗人借此针砭崇巧恶拙的人情世风，而极力推许韬光养晦的处世之道。清末吴振棫在《洗儿》中也同样质疑过东坡当年许下的心愿：“便到公卿庸是福，任嘲豚犬总生怜。”纵使孩子日后位高权重，也未必就是福佑所至，而即使位卑身贱，父母对他的疼爱还是始终不渝的。

在诸多与苏轼立异较量的诗作中，影响最深远的当属明清之际钱谦益的《反东坡洗儿诗》(上图)：“坡公养子怕聪明，我为痴呆误一生。还愿生儿獧且巧，钻天蓦地到公卿。”就形式而言是步韵奉和，从内容来讲则处处立异。诗人思接千载，仿佛正与东坡促膝相对，往还商讨。他慨叹自己未能审时度势，不善投机取巧，终致误尽一生，于是希望孩子能够引以为戒，切莫重蹈覆辙，为了达到目的完全可以不择手段，百般钻营。钱谦益其实聪明绝世而又负气好胜，可早年就被拟为“天巧星浪子燕青”并列入东林党籍，因此在政坛上屡遭困踬。诗中所述显然是有感于晚明士风颓丧，一时激愤痛切的反语。苏、钱两位针锋相对，很快就激起旁观者的勃勃兴致，继续以次韵唱和的方式予以评判调停。年轻时曾蒙钱谦益青睐的吕留良在《东坡洗儿诗，牧斋作转语和韵，皆讥言也，因作正解和之》中就另树新义：“养儿须令极聪明，奸黠痴顽误后生。总是聪明都未透，沾沾止为一公卿。”他指出教育孩子理应发蒙振聩，令其日渐聪明，绝不能让他们误入歧途，陷于狡诈奸猾，或是安于痴憨顽劣；紧接着又再下转语，认为不能将目光局囿于封侯拜相而沾沾自矜，更应该开拓心胸，凭高放眼。李伍渶在《瑶湖剩语》中对苏、钱二诗也深有感触，继而“戏为口占”一绝：“养儿何但论聪明，恃却聪明误一生。博学雄才轻德性，翻来覆去在公卿。”他强调培养孩子不能只注重才智的启迪，而轻忽品性的涵养，否则就如同那些翻覆无常的衮衮诸公，最终机关算尽，依然难逃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下场。

明清时期的洗儿钱

洗儿诗原本容易流于圆滑世故，更免不了陈陈相因。苏轼不甘蹈袭旧轨，尝试去借题发挥，以稍纾胸中积郁。后人在运思之际受到启发，而又纷纷攻其一点，以求翻案出奇。每位诗人经历不一，体验各殊，使得诗中意趣百态纷呈，或愤世嫉俗而张狂其言，或反躬自省而自怨自艾，或舐犊情深而安时处顺，或正襟危坐而语重心长，为这似乎早就乏善可陈的旧题材注入了不少新生机。然而仔细涵泳玩味一番，在这众声喧哗的交错纷繁中，恐怕又有些殊途同归的地方：不管诗中寄寓着怎样的祝福和期许，还在襁褓之中的懵懂小儿又哪里能领会得到，背后所隐藏的不还是成年人种种欲说还休的焦虑、茫然和无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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