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话剧《三湾，那一夜》伊始，我时常提醒、告诫自己：“戏，是写给观众看的”。这其实是一个最简单也最难以把握的问题。戏当然要给观众看，问题是：创作者的心里装的是什么观众？是评委？还是普通群众？能否让80后、90后甚至00后的年轻人走进剧场，在艺术的享受中欣赏红色历史剧？创作过程中，我收获了一些体会，与大家分享。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创作亦如此，创作种子是一部戏的缘起，也决定了创作心态。

2008年，我第一次参观三湾纪念馆，听讲解员介绍说，当初毛泽东进行三湾改编，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晚上，官兵平等、去掉四菜一汤、不许长官坐轿子……当时感慨颇多。后来，我又在井冈山革命纪念馆看到一副对联：“白军里将校尉饮食不同，红军中官兵夫薪饷一样”。那时我就觉得，三湾改编有许多宝贵的红色遗产值得弘扬。

戏剧的种子，其实已经不知不觉间埋下了。那份冲动，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兴奋与感动。

艺术创作像是酿酒，需要发酵，而酵母就是编剧对一个题材认识的深度与广度。毛泽东为何执意要改造旧军队？旧军队的官兵关系是怎样的？带着这样的问题，我阅读了大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回忆录，也读了美国人司徒雷登、费正清、白修德等描述国民党军队的文章，对旧军队贪污腐败、克扣军饷、把士兵当成仆役使唤等现象，有了更深的认识。这期间，我也看了很多革命前辈的回忆录，两次到三湾，采访了历史专家、三湾纪念馆的历任馆长，还走遍了秋收起义毛泽东走过的地方——铜陵、修水、吉安、安源煤矿、文家市等革命圣地，对三湾那一晚上的会议越来越清晰。

秋收起义，5000多人的部队，短短20天时间，到三湾村时只剩不到800人。毛委员在失利的部队中，一路调查、一路总结，先知先觉般地捕捉到了战争失利的原因，勾画出未来的人民军队应该是什么样的。在南方大山里那个湿热的夜晚，他提出了部队改革方案——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这些措施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开始改变起义军中旧军队的习气和不良作风，使起义军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中共党史上有这样的记载，一位连长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们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压迫；同志之间亦是同心同德，团结一致。”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在了解历史的过程中，我对习近平主席的这句话的体会也越来越深了。

那一夜，也是充满了戏剧性冲突的夜晚。三湾协盛和杂货铺的周围，风声鹤唳，特务连荷枪实弹保护着会场。这些史实，给了我新的创作激情和创作方向。我想歌唱、想倾诉、想告诉人们自己的感受：三湾改编，如同一座精神的金矿，留待后人去挖掘，去映照现在与未来。

我在那时就写出了全剧的高潮戏——当时其实没有意识到，开场还没写，先把最后的戏写出来了。我以高潮戏作为灵魂，统揽全剧结构。

曹禺先生曾说：“戏是前边不知道后边的事儿。”里边至少包含两点：编剧在设计悬念的时候，让观众不知道结局；观众猜到了结局，但不知道结局诞生的过程。三湾改编的结果今天的人们都知道，无论编剧如何渲染，都没有疑问。但过程呢？鲜为人知，也没留下什么史料。于是，我就在过程中不断系扣、设置悬念，看毛泽东如何化解环绕他的戏剧性危机。

仅此一条线，也许还抓不住观众。于是我在大量阅读资料的基础上，设置了一个虚构的人物——雷排长，一个毛委员所保护的“逃兵”，让他成为一个看似独立、但又能推动主线发展的悬念。同时，会场外，保护会场的特务连和试图搅乱会议的一群指挥官之间，也在发生冲突。这样，三湾那一夜，等于有了三条线。

我有一个诗人朋友，听说我在写这部戏，很不解地说：你好好写你的喜剧呗，写主旋律能成功吗？我“求”他把刚刚写就的剧本看一遍，我知道他是一个很挑剔的人，忐忑不安地等着反馈。他看完后，很激动地发来一条长长的读后感，说是一口气读完了全剧，感受到了戏剧的力量。

当然，一部戏成功与否，还是观众说了算。虽然这部戏上演后收获了好评，但戏剧是和观众一起完成的，希望广大观众在审美的愉悦中感受主旋律、感受红色历史。

                       （作者为《三湾，那一夜》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