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箫白评《明代中国及其盟友》|欧亚世界的大明王权
- 来源：上海书评
问题是，明朝在恢复中华的同时，真的驱逐胡虏了吗？钱穆早就观察到讨元檄文内在逻辑间的张力，并点出其文字口吻“气和辞婉，从来檄文，殆少其例”（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六册，第99-100页）。当代史家奇文瑛的研究也指出，明初因为现实需要，朝廷其实在用各种方式淡化与故元移民的对立，与之前诸朝相比，明朝汉人与北方民族“杂居状况只有加深而没有削弱”。（奇文瑛：《明代卫所归附人研究——以辽东和京畿地区卫所达官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1页）也就是说，政治口号并不能完全反映历史现实，明朝中土与塞外之间也并不总是非此即彼的一刀两断，双方具体的互动过程，当放置在动态的历史语境中仔细检审与考察。
鲁大维（David Robinson）的新作（Ming China and its Allies: Imperial Rule in Eurasia，暂定中译名《明代中国及其盟友：欧亚大陆的王权统治》，下文简称《盟友》）便是讨论明朝与北方民族动态互动的全新力作。作为美国明史学界近年来产量颇丰的青壮年史家，鲁大维循着“大元帝国的遗产如何影响明朝政权架构”的思路，已经完成了一系列的作品。其201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检审明代“尚武”活动的著作《神武军容耀天威》已经译介进入国内市场，并由陕西师范大学冯立君教授作了精彩述评。而在此书以后，鲁大维于2019年末、2020年初在剑桥大学出版社连续出版两部新作，可以视为作者对“尚武、外向、多变的另一种大明”（冯立君语）的最新思考。本文主要评介《盟友》，至于另一本新作In the Shadow of the Mongol Empire: Ming China and Eurasia（暂定中译名《蒙古帝国的阴影：明代中国与欧亚大陆》），笔者当另文讨论。
蒙古人与明代王权
在一种常见的历史叙述当中，明朝与蒙古草原诸政权通常被描绘成对手，双方互不相让，多有冲突。有明一代，明朝皇帝始终将蒙古视作心腹大患，或以力、或以利，或以攻、或以守，杂合多种手段试图稳定帝国的北部边疆。即便是承平时代的朝贡互动，在草原领袖如俺答汗眼中，亦不过是汉地俯首称臣、接受蒙古上国地位的象征，所谓“年年月月不断供我所需，令人满意称心如意”（珠荣嘎译注：《阿勒坦汗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在这样的表述脉络下，很少有人去探讨蒙古政权对于明代王权的巩固究竟有何积极意义。
鲁大维新著便从这个维度展开论述。《盟友》聚焦太祖以后的数位帝王，他们在十五世纪前中期统治着全世界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最多的商业中心、最庞大的常备军和最磅礴的经济体（第4页）。而他们统治的权威与合法性，在鲁大维看来，则与其时欧亚大陆最为耀眼的贵族集团——成吉思汗后裔及支持者——息息相关。《盟友》分析了十五世纪前六十年间明朝王权统治的构建及实践，尤其关注那些“来朝远人”（men from afar）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作者认为，与蒙古贵族的互动是明代皇帝形塑身份认同、确立统治风格、获取支持并在东部欧亚大陆组织地缘政治联盟的重要举措。既往研究多从军事、贸易、外交或文化互动角度探讨明蒙关系，而本书则另辟蹊径，围绕着“王权”这一概念检审明代帝王与君权的特质究竟如何呈现在与草原领袖互动的过程之间。以此，作者希冀纠正流布于既往研究中的三类失焦表述，即：（一）明代中国总体而言呈现一种内向生长的态势，与外向发展的西方世界形成鲜明对比；（二）即便是有限的对外交往，学者亦多将目光集中于经济、文化、技术交流与人口往来，而帝王与王权本身在这样的叙述中不见踪影；（三）与外向、多元、扩展式的清朝王权特质相比，明朝皇帝的统御之术显得狭隘且僵硬（第5-6页）。通过关注十五世纪前中期明廷与内亚地区之间的战争与和平、联盟与背叛，又或是推心置腹与勾心斗角，鲁大维对明代帝王为何、以及如何与广阔的欧亚世界保持联系发问，从而激发学者对明代王权更为细腻的体认。
不一样的皇帝
与其父相比，明成祖朱棣在史学界受到的关注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说他是明代帝王中被研究得最为透彻的一位亦不为过。《盟友》能否让读者对朱棣产生不一样的认知？如果说王鸿泰的研究展现了朱棣以儒学支撑政权正统性，并为自己塑造文治“圣王”形象的努力的话（王鸿泰：《圣王之道：明文皇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台大历史学报》第57期（2016年），第117-181页），那么鲁大维笔下的朱棣，便是一个与蒙古下属佐肉酣饮、跨马驰骋、弯弓围猎、并肩作战的草原霸主。本书的第一、二章对大量诏书、外交文书及诗歌进行文本分析，考察朱棣如何建构并强调自身对蒙元政治遗产的承续，以合法化明朝对北方大地的权威、统御与征伐。作者认为朱棣在洪武时期便对包括地理、人事、习俗以及生活方式的蒙古事务颇为熟悉，这影响了他日后皇权统治的诸多面向。朱棣充满“内亚因子”的统治特质亦为蒙古人所肯定，以至于燕王的称呼长久存在于蒙古人的历史记忆当中，蒙古史籍《黄金史纲》甚至将朱棣直接判为元顺帝遗腹子。分析朱棣与北元大汗鬼力赤、本雅失里的通信，鲁大维认为朱棣充分掌握了北元动荡政局的相关讯息，在草原实权派激烈争夺汗位的当口不断介入纷争，以便将自身塑造成更具合法性的北地领主。而在诏书中不断重复诸如大元德运已失、大明代之而起的对正统性的强调，则充分体现出皇帝面对东部欧亚世界并未将顺帝北归视作蒙元政权合法性之断裂的焦虑。换言之，朱棣在与北方世界互动的过程中，存在着持续不断地向部属及外邻展演权威的迫切需求。在这个意义上，五次北征便成为了皇帝宣示正统性的最佳展示。在十数年的连续北征过程中，朱棣不仅运筹帷幄、亲临战阵，更需要在军事行动处于被动之时不断笼络朝鲜国君、女真豪酋、瓦剌首领甚至中亚汗王，强调战争的合法性及皇帝的必胜决心，以避免政治军事联盟关系的破裂。而在取得军事胜利之时，朱棣则积极地将自己的帝王印记镌刻于大漠草原，通过修改地名、勒石封功，以及品评甚至摧毁前元遗迹，尝试将自身的武功植入北地的历史记忆里。
在北征过程中，朱棣频繁地与草原领袖宴饮、围猎、阅兵甚或出生入死，表现出十足的尚武气势。面对此般情形，朝中的汉族文士作何反应？他们如何理解并叙述皇帝与他的“北虏”下属们啖肉饮血展示勇武的场景？鲁大维考察了诸如杨荣《次兴和旧城宴别夷人》一类的诗歌，以示汉人士大夫如何以歌颂华夷一家的方式赞美皇帝的丰功伟绩。与此同时，他也发现在盛誉皇帝武功之外，汉人士大夫亦通过其他方式表达出对皇帝与蒙古人过从甚密的不满。如在分析胡广诗歌时，作者便点出诗人在创作大量记功诗的同时，亦颇多借古讽今，一方面批评汉代冒进出击匈奴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则肯定韩安国劝诫汉武帝暂停戎事、与民休息的举措。可以说，明初的文官群体为成祖亲征大漠量身定做了一套论述以肯定其合法性，但也并不完全认同皇帝对蒙元遗产的接受和享受。如果说檀上宽在其《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31页）中将永乐北征视作其“成为中华世界天子的近乎疯狂的执念”还是传统论述的延续的话，那么鲁大维则对永乐皇帝身上潜藏的“燕王习气”做了别样的展示。
不一样的蒙古人
有关明代内迁中原的归附蒙古人，中、日、英文学界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产生了齐头并进且各具特色的研究成果。日本学者中，萩原淳平、河内良弘、川越泰博等老一代学人由宏观到微观、由《明实录》到《武职选簿》，对明代归附民族研究的推进做出不小贡献。中国学界则在张鸿翔先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做的一系列工作的基础上，于上世纪末涌现出诸如宝日吉根、王雄、邸富生等一系列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在彭勇、奇文瑛的相关研究中体现出由政治史向社会史的视角转向。而英文学界则有柯律思（Henry Serruys）于二十世纪中期首先关注相关议题。近年来，鲁大维先后发表文章，或从文化史角度探讨明代历史书写对蒙古人的形象塑造，或从参与宫廷政变的蒙古人事迹切入，讨论十五世纪中期的族群张力与政治文化（David M. Robinson, “Images of Subject Mongols under the Ming Dynasty,”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25, No. 1, (2004), pp. 59-123; “Politics, Force and Ethnicity in Ming China: Mongols and the Abortive Coup of 1461,”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59, No. 1 (1999), pp. 79-123.），这两个面向皆在《盟友》中的相关章节有所呈现。
朱棣对草原的执着在汉族朝臣的笔下遭到淡化，蒙古人在明初朝廷中扮演的角色亦是如此。《盟友》第三章为一群归附达官描绘群像，以刺激读者重新感受明代前中期宫廷文化和王朝特性中的内亚感。在朱棣第四次北伐时，东蒙古领主也先土干投降明军，获赐名金忠，并封忠勇王。其在太宗、宣宗时代的北征中立下赫赫战功，并被宣宗赞为左膀右臂，所谓“卿，朕金日磾也”。金忠外甥把台一起归降，得汉名蒋信，正统皇帝土木遭掳之时，把台伴其左右，后从驾还。两代归附达官为明廷尽拳拳之心，恰与刘定之《否泰录》中全然不提大量附明蒙古人战死于土木的选择性记叙形成鲜明对比。除却效力于明廷的达官以外，蒙古女性亦是明代宫廷中不可忽略的一个群体。明初来归的达官恭顺伯吴允诚于凉州耕牧，其三女入宫为太宗皇帝妃、孙女入宫为宣宗皇帝妃。朱祁镇外孙杨玺亦娶达官怀柔伯施聚之女为妻。可以说，归附蒙古人不仅与明代皇帝并肩作战、同甘共苦，还与皇室成员存在广泛的联姻关系。
为了体现对归附达官的重视与信任，朱棣不仅指派高级朝臣杨荣、镇边大将陈懋等负责具体的接收及安置工作，更有对金忠于宫廷宴会上“御前珍馐悉辍以赐之”“上乘马时，金忠一骑后随”的特别照顾，并许以封号、官职、田宅地产等诸项礼遇。历仁、宣直至景泰、天顺朝，达官群体多持续保有特别的政治、经济特权。传统叙述多将此类非常待遇视作明廷对归附蒙古人群体的奖赏，甚至说收买，鲁大维则认为这其实构成了明代王权的关键一环，即皇帝通过与内亚非汉群体的互动来巩固统治的合法性，借由达官的归附与认可将自身确认为合格的统治者。作者引用杨荣为吴允诚所作的神道碑中“遐方绝域之士，能识天命”的表述（第95-96页），力图表明明代帝王不仅仅是汉地皇帝，更是东部欧亚大陆诸政权的共主。
在讨论了达官群体地位陡升的过程及原因后，鲁大维亦对服务于明廷的蒙古人在天顺朝以后渐渐淡出史籍的现象做出解释。作者认为，随着归附蒙古人数量的日益减少，尤其是早期归附达官逐步将政治舞台从边疆腾挪到京城，他们作为“中间人”的价值亦随之褪去。十五世纪中期，尤其是土木之变以后，文官群体崛起后逐步掌握了历史书写的权力，明初广泛活跃在帝国军政领域的蒙古人遂逐渐消失在历史记忆中。及至明末，归附蒙古人与明廷的互动，甚至如黄景昉在《国史唯疑》中“时以降虏王子为功，赏赉无算，要以明中国广大气氛而已”的叙述一般，遭到简单化的处理。
不一样的“土木之变”
作为明代历史上具备转折点意义的重要事件，“土木之变”的具体过程及历史意义无需赘述，既往研究也已相当丰硕。但在《盟友》中，鲁大维则提出新颖视角理解此一事件。本书第四、第五章聚焦“土木之变”，通过检审1449年前后东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互动，考察明朝、瓦剌、鞑靼/东蒙古、女真、朝鲜一干政体如何共享蒙古时代的政治遗产。作者认为，这些政权对政治合法性、外交礼仪、地缘联盟等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的准则与实践存在同源却互有差别的认识和理解，这是十五世纪中期重要的历史语境。
在将“土木之变”置放在一个跨地域地缘架构下进行检审之前，鲁大维先就事变中明军伤亡人数展开讨论。作者将一手文献如《否泰录》《国榷》《明实录》与中、日、英文学界的二手研究并置，发现关乎明军伤亡人数的诸种记载之间存在无法自洽的矛盾。在作者看来，这恰恰提醒我们要对文士与史官主笔的历史书写保持警觉，因为在当时混乱的政治局势下，夸张的叙述和寻找替罪羊的操作是必不可少的。这里的讨论让笔者想到自己在北京智化寺的游览经历。智化寺于正统八年仿唐宋“伽蓝七堂”规制而建，先为王振家庙，后得敕赐寺名为报恩智化寺。英宗北归以后，在寺内为王振立精忠祠，并塑像祭祀。《英宗谕祭王振碑》至今仍存寺内，碑文感人肺腑，可见主仆情深。这似乎与传统叙述中王振大奸大恶、为立边功而挟英宗亲征的记载背道而驰，颠覆今人历史想象。以此，笔者赞同鲁大维所倡，即关乎土木之变的很多叙述当审慎看待。
鲁大维认为，“土木之变”发生的历史语境其实是诸多东部欧亚大陆政权对后蒙古时代地缘政治威权的争夺。在描绘瓦剌崛起的过程以后，鲁大维尤其将注意力放在也先与脱脱不花如何笼络包括哈密、女真诸部与朝鲜等诸多政权的努力上。这里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对史料的使用方式。一方面，《盟友》大量援引域外史料，尤其是朝鲜方面的《李朝实录》来探讨瓦剌方的外交策略。作者对《李朝实录》中包含的大量细节，比如外交文书及外交使节的派遣方式等进行分析，大大弥补了明朝方面史料的浮泛与不足。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作者利用《李朝实录》中对也先“天成”可汗的记载去讨论明代史籍中“田盛”可汗的表述。另一方面，作者尝试从汉文史籍中读出非汉视角。除了剥离汉文史料可能带有的意识形态偏见以外，更专注于细节，将明朝一方只言片语的记载与包括《李朝实录》《拉失德史》的域外文献比对，从而恢复事实原委。《盟友》第四章着力探讨了也先如何组合联姻、外交斡旋、军事威吓等一系列手段向欧亚大陆东、西方扩张，从而树立自己后蒙古时代草原霸主的形象。
也先的崛起提醒了明廷维系欧亚共主地位所需要的持续不断的地缘政治运作。《盟友》第五章将目光移到几个小型政治体上——哈密、关西七卫、兀良哈三卫——并关注明朝与瓦剌在争取跨地域支持时的努力与碰撞。双方对政治联盟的运作方式有颇多相似性，但最为重要的不同在于也先对政治联姻的高度依赖。而不论是封号、宴请、礼物交换或贸易特权，其实都是后蒙古时代欧亚大陆普遍流行的政治智慧。由此，作者力图展现明代王权统治的内亚维度。本章第二部分提出“通约性”（commensurability）的概念以提炼其时东部欧亚大陆共享的政治语汇与外交规范。作者认为，发源于共同历史经验的政治准则形塑了东到朝鲜、女真，西到哈密、察合台汗国的王权形态，而十五世纪前半期由明朝和草原政治体主持的地缘政治竞争则进一步刺激并巩固了这一政治文化的通约性。与之相伴者，则是人口、经贸、技术的跨地域交流与融合。纵然蒙古帝国于十四世纪中后期逐步崩解，但它留下的政治遗产则持续影响着东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面貌与格局。
视角游移与范式转换
针对《盟友》一书，中、英文学界皆尚未有书评问世，笔者不揣谫陋，对全书内容及价值做简单评述，希望引起读者关注。《盟友》一书是鲁大维对“另一种大明”之形态与性质的最新思考。作者以鲜明的问题意识纵贯全书，即就“明初帝王与内亚领袖的互动体现出明代王权怎样的特质”进行发问。在笔者看来，纵然书中对若干史料的文本解读有过度诠释之嫌，又就叙事戛然而止于天顺朝、对十五世纪后半期依旧焦灼的明蒙争锋缺乏足够解释，《盟友》一书变换视角以挑战传统范式的价值仍值得肯定。作者近年来的一系列写作尝试展现明代中国较少为人关注的面向，甚或可以理解为美国明史学界对“新清史”作品中扁平化处理明朝方式的反拨。“新清史”作品多有将明朝视作单一族群、单一文化的政体的倾向，甚或拒绝以蕴含多元性的“帝国”（empire）一词称呼明代中国。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指出，中国历史上的王朝都多多少少具备所谓的内亚性，明清之间不存在质的差别，不过是表现方式或程度不同。在《简析明帝国的内亚性》一文中，钟晗便提出，“新清史”学者笔下清帝国“内亚性”的三个特质。所谓“共主”的政治象征，多语种合璧文献的出现，与灵活而富有弹性的宗教政策，其实在明代皆已具备。以明初汉藏交流为例，因为对藏传佛教的诸般礼遇，明初帝王如太祖与成祖便分别在藏地的世界观中被表述为文殊菩萨的转世以及转轮王。这符合所谓的“共主”特质，即在面对不同族群的治下百姓时，帝王展现不同性质的统治者形象。至于“合璧”，即汉文与非汉文多语种对照、体现所谓“共时性”（simultaneity）的文本特征，在永乐宫廷所制作的《大宝法王建普度大斋长卷》中便能体现。长卷以汉、藏、波斯、蒙古、回鹘五种文字并列描绘噶举派大宝法王在中土展演的宗教奇观，堪称“合璧”文献的典范。与此同时，明初帝王支持藏传佛教僧众的传法活动、赞助他们的译经、印经事业，赋权佛教大寺统辖边区社会，奉行灵活的宗教政策。在这个层面上，明代帝王的统治模式与风格与“新清史”学者笔下清朝王权的“内亚性”并无二致。由此，笔者赞同鲁大维所提倡者，即将明朝政治文化置放在更为广大的欧亚政治文化语境中进行认知，而不仅将其理解为华夏文化传统的延续。
胡箫白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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