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时期，脱胎于传统士人的“智识阶级”面临极大冲击。不少精英“智识阶级”中人都在反思自身的社会定位，明确其政治主张及与国共两党政治道路间的边界，梁漱溟就是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位。梁漱溟曾自谓“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终其一生以天下为己任，被研究者艾恺（Guy Alitto）等视为“最后的儒家”。这一时期是梁漱溟思想的痛苦期，他对当时的国民革命甚为不满，却又一时找不到出路。他在密切关注、反思时局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拷问自身所属的“智识阶级”的使命。

梁漱溟

梁漱溟1924年所作的《吾侪当何为？》一文，集中体现了他对“智识阶级”的思考。该文并非一篇完整的文章，只是一个断篇。1924年，广西留京学会同人因出版学报故，向祖籍广西的名学者梁漱溟索稿。梁将其所想写了一半先行寄出付印，打算接续刊载。不料，后来寄出的部分却不知去向，刊出的部分即成为一断篇。不过，梁漱溟1930年将该文收入《漱溟卅后文录》时对其大意有所交代，即“今之所谓智识阶级，其为社会病害远过于昔所谓士。继则推论此问题与教育制度最有关系；今后当力谋教育机会之均等，及教育必合乎社会条件，切于社会需要。末后则言，吾侪身为智识阶级，当一面消极的不要享受过丰，一面积极的替社会效力，力求自勉于大蠧小虱才好。”

从1924年到1930年恰好经历整个国民革命时期。这一时期国共合作形成、北伐的推进等，这些重大事件都深刻影响到“智识阶级”的变动，北伐军中喊出的“打倒智识阶级”口号之盛行和衰落即是明证。1928年，陶行知所写《“伪知识”阶级》一文，记录了社会上对“智识阶级”态度的转变，以及他自己的困惑。他写道：“什么是智识阶级？智识阶级是怎样造成的？应当不应当把他打倒？这些问题曾经盘旋于我们心中，继续不断地要求我们解答。”然而，“近来的方向又转过来了，打倒智识阶级的呼声一变为拥护智识阶级的呼声”。可是，“应当不应当拥护？”梁漱溟并没有直接就“打倒智识阶级”口号问题发言，但《吾侪当何为？》一文从写作到收入文集时的文字说明都无不显示他对“智识阶级”问题的关注。

在“智识阶级”问题上，梁漱溟事实上与中国共产党人十分接近，而与旨在构筑学术社会的精英知识分子为远。中国共产党人旨在造就有机知识分子，强调他们为工农大众服务，反对其为权贵立言、助纣为虐，也反对脱离社会为学术而学术。实际上梁漱溟也是如此，他曾严词批判“智识阶级”“玩弄智慧戈取大利者为大蠧，谋差混事苟且偷生者为小虱”，同样也强调“积极的替社会效力”。

不仅如此，梁漱溟在批判“智识阶级”上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致之处，还体现在视“智识阶级”为“剥削阶级”的内在理路上。梁漱溟认为中国所引进的西方教育制度费用高昂，能受此等教育者“其必出于有产之家或有实力之家，或与有资产有势力之家为缘者也”，其中大学教育“则尤为一特殊又特殊阶级所独享受者已。”梁漱溟认为，“如是而演之，劳心者恒世其劳心之业，劳力者恒世其劳力之业，而二者之沟界行且日鸿而日深焉，岂独厘然可辨而已哉”。他进而说道：“由今日之形势而不变，则知识也，资产也，权位也，行将相联属而不分，以为一阶级所享受焉。劳力者，愚暗也，贫且贱也，行将相属而不分，以为一阶级所困处焉。”客观地讲，梁漱溟的此种分析理路已然近于阶级分析，虽然还不是当时共产党人所理解的阶级分析。

1929年8月，梁漱溟时隔五年之后回头再看《吾侪当何为？》一文时已有许多不满，体现了他经历国民革命后思想上的变化。他说：“觉的当时思想未免太笨。这个问题岂是在教育制度上，个人道德上，所可解决？而况教育制度之根本改造，犹有所待邪？这自是经济问题上，政治问题上，要有整个办法才行，我最近主张具见于近著《中国民族之前途》一书。”此时的梁漱溟已然找到通过乡村建设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即他此处所说的“整个办法”。梁漱溟“乡村建设”初衷即在打破劳心与劳力两阶级间的鸿沟。“吾侪当何为？”这是梁漱溟留给“智识阶级”的根本问题。

作者：张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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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富聪 殷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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