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经济观察报书评周刊 2015.7.27，原标题为：棉白血红

公元 11 世纪之前，欧洲几乎没人见过棉花。从铜器时代到中世纪，那里的人们就一直穿由亚麻、兽皮或羊毛织成的衣物，进口的棉布非常罕见。在中世纪的民间传说中，棉花是如此遥远神秘，以至于人们认为它是长一种动植物杂交体“羊树”上的：白天，树端结出的棉羊在阳光下静静生长；夜幕降临后，枝条便垂向水边，花萼里的羊啜饮清水 —— 正如甘地后来所言，当印度人开始用棉花织布时，欧洲人“还生活在野蛮、无知和荒芜之中。”

“绵羊上树”，欧洲对棉花作物的想象

但在说这句话之时，以英国为中心的欧洲棉花工业已控扼全球，包括殖民地印度。在甘地和国大党看来，洁白的棉花此时已经成了英帝国主义的象征。它把印度变成低端的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地，压制民族工业，甚至威胁着印度人民的生命：单是 1870 年代的国际棉花价格暴跌，就造成近八百万棉农“像苍蝇一样”地饿死。所以在领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时，甘地始终披着粗糙的印度土产棉布，且随身携带着传统纺纱机，一有空闲就坐下织布。木头构件发出的吱嘎吱嘎声，犹如全民族的控诉。

印度 1876 年大灾荒中的灾民。印度因为采取了棉花单一种植，粮食风险极高，在 19 世纪末遇到了严重的灾荒。

棉花不同于粮食、烟草或蔗糖，其人均消耗量可以随着消费文化的兴起而无限增长，从理论上来说是不封顶的。所以从 11 到 20 世纪初，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纺织可以说都是最重要的工商业之一。1780 年以前，中国和印度一直是全球棉花产业的中心。但随后两百年，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却反客为主，不但迅速从进口国变为倾销国，还借机重塑了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为工业革命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个戏剧性变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自从十五年前彭慕兰（K. Pomeranz）提出中西近代“大分流”理论以来，大量经济史学家通过实证和量化方法，对这个问题进行证实或证伪。哈佛大学美国史教授贝克特（Sven Beckert）的新书《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Empire of Cotton：A Global History）》也是在彭氏框架下，从一个全新角度切入。与最近新文化史、环境史、经济史兴起的史学趋势相契合，这本书通过追溯棉花的历史，指出西欧实现弯道超车，最初靠的其实并不是自由市场，而是武力和国家干预。

美国学者彭慕兰的代表作《大分流》

中外学者对于解答近代东西世界的发展为什么有着如此大的差异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棉花种植起源于三个地区：南亚、东非和美洲中部。西汉初年，它由印度传至中国，但尚未大面积种植。直到元代，棉才取代丝绸和苎麻，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衣纤维来源。欧洲人接触棉花则晚至12世纪，十字军东征控制了中东的部分棉花产地后，意大利北部米兰、威尼斯等地率先开始有了纺织厂，此后在德国也零星出现。但不久后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却再度切断了欧洲人的棉花供应，意大利和德国的纺织业随之一蹶不振。

16 世纪初的大航海运动给了欧洲人绕过强大的奥斯曼帝国，重新获取棉花的机会。1600 年，著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此后荷兰也成立了类似机构。这里的“公司”一词与其今天的含义存在区别，带有某种高压统治色彩，即通过武力征服占领港口的方式，把贸易网络扩展到亚洲、美洲和非洲。尽管如此，这一时期欧洲人获得棉花最终还是得靠偏高的收购价，依赖在地代理商，影响力限于港口，无法渗透到内地。原材料的致命短板，导致这一时期的欧洲棉布连保证国内市场都有困难，更不要说争夺国际市场。

绕过奥斯曼帝国发现前往东方的新航路是近代西欧发展的重要抉择

1780 年，美国南方开始使用黑奴种植棉花，世界棉花产业迎来关键转折点。1802 年，美国就成了英国最大棉花来源国。除了三角奴隶贸易外，美国棉花的低价还来源于某种“后发优势”：南方大种植园一开始就是出口导向型，实行集约化生产。殖民者选择最好的棉种，建起发达的陆路和运河系统，源源不断地把棉花运至大西洋东岸。与之相反，中印两国的棉花则始终实行小规模家庭化生产，以供应国内为主，运输成本高昂，很快被排挤出国际市场。

所以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欧是凭借着国家和资本的同盟打败中印，经济层面的优胜劣汰，只是其表面现象罢了。贝克特指出：“我们通常以为资本主义始于 1780 年左右的工业革命，但其实在机器和工厂出现之前，16 世纪已经早已有了战争资本主义。”之前的“大国崛起”派史学家倾向于划分英荷模式与日德模式，认为前者来源于资本“自发的”发展，后者则更多地由国家主导。但是贝克特却指出，在英国从战争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利维坦式国家的作用被大大低估了：“工业革命的成功，极度依赖于国家预先缔造的框架，正是在这个框架下，产业才得以发展。”

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极其需要国家和暴力的支持，而不是自由贸易

在这里，作者用“战争资本主义”（war capitalism）来替代之前学术界惯用的“贸易资本主义”（mercantile capitalism），因为这一时期棉花帝国建立的秘诀，绝古典经济学家强调的契约和市场，而毋宁说是血与铁，是民族国家，是主奴关系。前近代时期，政府管得太少并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在工业革命之前，相对于西欧政府，明末中国虽然对商人的干涉较少，但主动为其创造的机会也更少，结果限制了商业的进一步扩张。

如同美国独立战争反哺了法国大革命一般，奴隶种植园的管理方式后来也影响到了欧洲的棉纺厂：“对于如何大规模地调动工人，资本家们只有一个参照物：美国南方的种植园。”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工人若擅自离职，会因违反合同法而被送入监狱。为了对付工会，光荣革命的成果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在 1795 年被暂时废止，规定集会人数只要超过五十，警察就可任意实施逮捕。最激进的工人则被公开绞死，或流放澳大利亚。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描述的工人恶劣生存状况，本质上是新大陆舶来的主奴关系，盖过了欧罗巴公民的自由传统。

工厂、工人以及工作观念的出现是一个很现代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借鉴了奴隶种植园运营的经验。

但历史的进步，往往正是由黑暗力量所推动，尽管这怎么看都像个危险的悖论。中国在近代被西欧甩开，主要是因为没有及时拥抱战争资本主义，农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色彩保留得太多——明末棉厂的工人还能保留若干耕地，不做工还可种田；失去土地的英国农民除了被剥削，就只能等死。江南外出劳动的主要是男青壮年；英国棉厂则大肆招募女工和童工，因为他们更廉价且无力反抗。明末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最终没有开花结果，固然有重农轻商、资源限制等各方面的原因，但“血红”野蛮力量匮乏也很关键。

华南学派创始人傅衣凌这样概括中国的资本主义：“在相当时期内，死的拖住活的，所以其发展形态并不成熟，而长期地缓慢地前进着。自十六世纪开始一直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始终没有力量战胜封建社会，获得取而代之的地位。”但如果我们跳出唯西方发展模式是瞻的视角，与印度、埃及、奥斯曼帝国等做横向对比，就会发现其实中国这种情况才是“常态”，西欧反而是“变态”。

波兰尼（Karl Polanyi）曾批判亚当斯密（Adam Smith）“看不见的手”理论，认为绝对自由的市场经济只是一个“乌托邦幻想”，从未在历史中真正存在过，“自由放任是有计划的，计划却不是。”贝克特这本四百多页的巨著，可以说为波兰尼做了最好的注脚。在工业革命前后，太自由放任，太“自发性秩序”（F. A. Hayek语）的市场最后大多是孱弱无力的。当时的欧洲人也深谙此道，虽然他们到处以“自由贸易”为借口开拓市场，但一旦有需要，就会毫不犹豫地求诸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

1861-1865 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极度依赖奴隶制的棉花帝国迎来巨大危机。棉花价格的猛涨导致工厂纷纷关门歇业，英国四分之一人口受其影响。此时《经济学人》（就是今天那份著名的The Economist）杂志，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坚定鼓吹者，也转而赞成由国家出手，把印度改造成新的原材料主要供应地，并辩解道：“国家不会干涉供给与需求过程，而只是创造条件，让其更好地发挥作用。”极端自由派国会议员科布登（Richard Cobden）也大变脸，更直白地表示在这个问题上：“亚当斯密的理论是不适用的。”

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以其“看不见的手”理论闻名于世，主张减少国家管控，让市场自由发展经济。

当时全球最大的棉花贸易港口利物浦，则是最支持美国南方的欧洲城市。棉厂主不但暗地运送军火、提供贷款给蓄奴州，还向英国政府施压。当北方胜利的消息传来，他们一度觉得大势已去：“没有了皮鞭的驱使，黑人还会拼命干活吗？”获得自由的奴隶，也迫切希望能分得土地。然而随着林肯的被刺，这些都没有发生。在战争结束几年后，前奴隶们大部分还是干着和战前类似的活，只是身份换成了佃农，而且身边多了些赤贫的白人。压迫仍然存在，只是方式变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美国棉农依然生活于极度贫穷之中，既没有话语权，也没有政治权力。”

南北战争结束后，林肯被刺，但是被解放的黑奴的生活依旧处于极为糟糕的境地

贝克特由此感叹，资本主义和压迫一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这种依赖契约，而不是人身依附的地主-佃农关系，更符合现代法律和伦理，且在任何一个地方都适用。南北战争的意外结果，就是从反面刺激了棉花帝国的扩张。对“棉花荒”心有余悸的资本家们满世界地寻找新的产地，于是渗透进内陆，挤出在地代理商，从农民手中直接购买棉花。全球棉花期货市场渐渐形成，棉农从此成了板上肉，彻底丧失了议价权。棉花工业巨大的利润空间，还吸引了新兴国家加入殖民地争夺战中：日本控制了朝鲜，德国控制了非洲南部，俄国控制了土耳其。到了 1905 年，棉农总数已上升至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一，棉花工业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二十世纪初，甘地及国大党并不是棉花帝国的唯一挑战者。由于吸纳的劳动力最多，生产方式最集中，与外国资本联系密切，在各殖民地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浪潮中，棉花帝国是最显眼、首先要攻破的巴士底狱。在俄国 1905 到 1919 年的革命过程中，纺织工人都是中坚力量。而在中国，1925 年五卅运动的导火索，就是上海的日本棉厂主枪杀工人领袖顾正红。在这以后，才有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有了北伐，有了国民政府统一全国。

20 世纪初英国罢工的棉纺织业工人

相对于落后国家暴烈的革命，欧美的工会斗争和平得多，其结果对工人也颇为有利：一边是日工作时间的不断下降，一边是薪水的持续上涨。但正因为劳动力价格的上升，西欧棉花帝国开始从内部解体。一战之后，英国的棉布产量已直线下降。再经过 50 年代殖民地的独立，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兰开斯特等地，到处都是废弃的纺织厂和游荡的失业工人。1963 年，曾经如日中天、试图改变美国内战进程的利物浦棉花联合会拍卖了所有家具，棉花帝国的最后一抹余晖，也终于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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