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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个打成一锅粥的年月，“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的军费开支，当然也是暴涨。

单是顶着“中央政府”旗号的北京北洋政府，1916年的军费开支就达到一点五亿元，到1919年更涨到二点一亿元。

以民国外交家曹汝霖《民初外交回忆录》里的估算，段祺瑞掌舵北洋政府期间，北洋政府每月就要亏损八百万元。

“中央政府”尚且如此，各地军阀自然不用说，只要干个仗，就是大把钱财往里砸。

那么问题来了，放在那个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到全世界都知道的年代里，这帮军阀们又是哪来的钱，“烧得起”这些无休止的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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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值得一说的，就是“正当来路”——军阀们搞“经济建设”的成果。

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奉系军阀张作霖，这位草根出身的“东北王”，眼光也比同时代多少喜欢“竭泽而渔”的军阀们高出一筹。

外加他的身边，更有杨宇霆、王永江等“建设型人才”。

所以自他执掌东三省后，东北大地的经济很快有了长足发展：耕地增长到2.7亿亩，自建铁路近1522公里。

工业产值更领先全国——东北境内，中国人创办的电厂就有23家，奉天一地的公私企业就有四百多家，包括了纺织、冶炼、榨油、机械等各个行业。

特别是拥有三万人规模，日产子弹四十万发的东北兵工厂，更有“东方第一”的美名。

奉系军团那雄厚的军事实力，就是靠这些“建设成果”打的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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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放在当时全国范围内，有张作霖这种眼光的军阀，那实在是太稀缺。

更多军阀捞钱的方式，却是简单粗暴——横征暴敛不就完了嘛。

就以代表“中央”的北洋政府控制的区域来说：仅1913年到1920年，田赋的征收数额就增长了一倍，附加税更增长了五倍。

而且每当军阀间有混战，当地的农民们除了流离失所，还要承担大量额外赋税。

比如1930年著名的“中原大战”里，当地农民承担的“地丁税”就暴涨40倍。

而在军阀混战不断的四川省，1932年时，有些县的田赋税收，竟已“预征”到了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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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军阀混战“重灾区”的河南省，更是生动写照：从1916年到1926年，河南境内城头变幻大王旗，各路“大帅”“精英”来了又去，动辄就要刮一笔。

河南的田赋四年里就暴涨一倍，另外还有几十种“捐税”，就连“花生”“棉花”都要收捐，到1926年，河南全省征收的田赋捐税竟有一亿元之多，等于是河南男女老幼，每个人每年就要负担三块银元。

这还不包括“临时加征”压榨走的钱财。

老百姓的生活“日得三餐，不得饥饿，便以为人生大幸”。

“吃顿饱饭”都成了日常的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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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如此，那工商业呢？

今天好些“海外学者”，还大书特书北洋时代“民族工业的春天”。

那这“春天”究竟是啥样？

比如民国初期曾无比繁荣的天津面粉业，由于不堪军阀盘剥，到1928年“皆相继停业”，1916年，上海烟酒联合会也哀叹“捐税之繁苛，实为中外古今所仅见”。

当时哪怕从上海运一坛烧酒到北京，一路就会被各种雁过拔毛，缴纳的“过路费”竟是烧酒价格的三倍。

这样的时代，哪里是什么春天？

更在《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里有句不客气评语：“民初之十年为黑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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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哪怕横征暴敛到这地步，对于那些想“办大事”“打大仗”的军阀们来说，来钱还是太慢。

于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赚钱手段，也堂而皇之地摆上前台：种鸦片。

虽然“种鸦片”这事儿，晚清年间就十分泛滥。

但在晚清最后五年里，清王朝不但成为“万国禁烟委员会”的缔约国，更以空前手段打击鸦片。

到1911年时，中国的鸦片产量已比1906年下降七成。

不过等到“晚清”变成“民国”，“军阀混战”大幕拉开，“来钱快”的鸦片产业，也被“大帅”们看做提款机，迅速卷土重来。

比如当时贵州的军阀，就专门拨款买罂粟种子，然后贱卖给农民耕种。

军阀周西城还公然宣传“无烟不富”。

云南军阀唐继尧严令治下各县加种鸦片，种得少的还要罚款。

四川的军阀们，更对“种鸦片”下“硬指标”：平均每84个村子，就要种植10万亩鸦片，不达标者竟要加收七年田赋。

作为“中央”的北洋政府更干出荒唐事：昔日负责查禁鸦片的“禁烟总所”竟负责卖鸦片，仅在北京当地，每年就卖出一千多万两鸦片烟膏…

这一番操作下，中华大地再度鸦片泛滥，广州、厦门、上海、长沙等“一线城市”，满眼都是烟馆，长沙当地烟馆多达7000家，上海仅南汇一地，“瘾君子”就多达六万多人。

四川全省更有烟馆五万多家。鸦片的种植区域也是疯狂扩大，北洋时代，云南全省年产鸦片五千万两，安徽的要道两边全是鸦片烟苗，河南东部的鸦片种植量，已经占到耕地的一半以上…

也正因为鸦片挤占了大量耕地，所以北洋时代屡见不鲜的，就是各省持续不断的灾荒。比如遍地鸦片的四川，就多次爆发灾荒，奄奄一息的灾民，甚至悲愤吞鸦片自尽。

在那个时代，那些“大帅”们出征时，常见带着大批鸦片，除了官兵们拿来抽，关键时刻还用来当军饷发放。

甚至缺钱粮时也一路贩卖鸦片。甚至为了争夺鸦片的暴利，各路军阀也大打出手。

比如“粤桂战争”“江浙战争”“滇桂战争”等大战，说是为了“主义”“公理”，其实都是为了抢鸦片。

以当时中华国民拒毒会会长罗运炎的怒斥：所谓军阀混战，实在是“争鸦片税与包鸦片烟”。

那些民国的“风花雪月传说”之下，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鸦片流毒蔓延，百姓苦难深重的“中华民国”。

当现代不少“海外学者”，还在津津乐道民国“大帅”们的“可爱”“优雅”，甚至憧憬去给军阀“做姨太太时”，不妨，可以先脑补下那个时代，遍地摇曳的罂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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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民国军阀钱从哪里来”的疑问，看似平平无奇，其实却好比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切开“民国风情传说”外表下，一个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

看懂了军阀们的“钱财来路”，或许也就深味了那个时代，劳苦大众们痛彻心扉的苦难。 

但是，也同样是在这样一个苦难到绝望的时代里，依然还有执着的先行者们，苦苦寻找着救国的真理与道路。

甚至毅然抛下安逸的生活，从此选择了抛头颅洒热血的一生。

正是多少人这样坚定的选择，才令中国终于走过了那样一个黑暗的时代。或许，重温过苦难，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选择，从心中种下对他们的深深敬意。

参考资料：王金香《北洋军阀时期的鸦片泛滥》、巴志鹏《民国时期的农民负担》、石璐璐，张春波《试述张作霖主政东北及东北的地方建设》、裴长洪《西原借款与寺内内阁的对华政策》、陈宇《西原借款问题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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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刚好找到一批老照片

1917-1919年间，美国社会经济学家甘博来到秦皇岛背牛顶（位于今秦皇岛市抚宁区）的一个山村，在此拍摄了下面的照片。

村里的小庙，村民聚集此处闲聊。

一位妇女吃东西的瞬间。

娃在吃饭

集市上的男子和他的孩子。

长城穿过背牛顶。

山村集市。

三个孩子在村子附近玩耍。

正在生火做饭的老汉。

这是你爱的民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