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网络上有一些文章赞许军阀阎锡山治理山西有方，“深谙中庸之道”，甚至还要向其学习“中庸”。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阎锡山奉行的“中庸之道”到底是什么。

文 | 关山远

编辑 | 谢芳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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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何许人也？

不可否认，阎锡山是个“能人”，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太原解放，他统治山西长达38年，堪称山西的“土皇帝”。民国时代，军阀混战不休，往往“你方唱罢我登场”，山西这片土地上的“大王旗”始终姓阎，没有变换，殊为不易。

山西定襄阎锡山故居展馆中的拜寿蜡像。图| IC photo

阎锡山发迹前做过生意，颇有商业头脑，搞经济建设和基层治理都很有一套。山西历来贫瘠，与东南沿海膏腴之地无法相比，但在他治下一度成为“模范省”，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体系，在民不聊生的民国，这殊为不易。

原馥庭是阎锡山的秘书，从抗战开始一直到1960年阎锡山去世，他一直没有离开过阎锡山，晚年的时候，原馥庭这么回忆阎锡山：

“在山西当首领不容易，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山西一直处于战火中，没有安顿下来。光是1912年到1927年北洋15年，山西就被进攻过10次。比如1925年冯玉祥就曾占领大同13个县中的大部分；北伐之初，张作霖也占了大同好几个月，不过后来马上被打退回去。对内呢，太原、大同和运城，这三个地方风俗习惯差别很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赵国、韩国和魏国三股势力，各有各的特殊环境，所以才有‘三晋’之称。所以阎先生有4个秘书，一个是北部五台山的代表，一个是娘子关的代表，一个是东部的代表，我则是运城的代表。这是因为不同工作需要配备的，也是让周围人看，他能把各方面都照顾好，不偏不倚……”

原馥庭所言“不偏不倚”，即是阎锡山高调奉行的所谓“中庸之道”。阎锡山在多篇著述里都大谈“中”的哲学——“不偏不倚、情理兼顾、不过不及是为‘中’，人事得中则成、失中则败”；承认矛盾，要用两分析法分析矛盾，“执其两端而叩其中”，以求得矛盾的不矛盾，使矛盾对消，达到适中，以求生存；认为事理有母理与子理之别，母理是不变的，子理服从母理，人事以生为最高母理；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等等。

泰戈尔（左）、阎锡山

最经典的莫过于阎锡山与印度文豪泰戈尔的一次交流：1924年5月，泰戈尔应邀率团访华，在北京他听说了山西的乡村建设后非常感兴趣，改变行程来到山西。擅长算计的阎锡山，怎会放过这次“外宣”良机？他与贵客大谈“中”的哲学。

何为“中道”？阎锡山用三条线来解释，上下两条线都是偏道，中间那条才是“中道”。泰戈尔又问：哪里有“中道”？阎锡山答：“中道”在上海、北京都找不到了，就是太原都找不到了，只有在村野乡郊才能找到一些。

阎锡山颇为自豪自己曾与泰戈尔谈论哲学一事，常常引用，1949年败退台湾后，阎锡山在主持一次文化活动时，又提到此事：“二十余年前印度诗人泰戈尔到太原，他问我：东方文化是什么？我说是‘中’。他问我什么是‘中’？我说，有‘种子’的鸡蛋的那‘种子’即是‘中’。此‘种子’为不可思议、不能说明的，宇宙间只有个种子，造化也就是把握的这种‘种子’。假定地球上抽去万物的‘种子’，地球就成了枯朽；人事中失了‘中’，人类就陷于悲惨。”

另一经典是抗战初期，阎锡山用“三个鸡蛋上跳舞”来形容山西晋绥军与蒋介石、共产党和日本人的关系：要尊重蒋介石，借助他的力量，但不能让他的势力进入山西；要提防共产党，但可以利用共产党动员山西群众来对日作战，维护他的利益；对日本人的侵犯要反击，但也不能把脸给全部撕破了……用阎锡山的话来说，“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哪一颗也不能踩破”。

他绞尽脑汁、煞费苦心：既要联共，又要在暗中防共、反共；既要抗日，又要在暗中和日、亲日；既怕蒋、拒蒋，又要依靠蒋。

这一套果然管用：蒋介石怕阎锡山投降，增加了对他的支援；共产党为了使阎锡山继续留在抗日营垒，减少了对他的压力；日军为了诱阎锡山就范，停止了对阎锡山的进攻，并进一步勾结。

当时日军猖獗，太原失陷，阎锡山一度渡过黄河跑到陕北避难，他掌握的地盘也只剩下晋西南一片，却依然为各方所看重，他仍旧是“山西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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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中庸”

但是，阎锡山奉行的是真正的“中庸之道”吗？

英国作家乔纳森·芬比在他的著作《蒋介石传》中写过阎锡山，其中一段文字颇为有趣：“在北京西部的山西省，胖帅阎锡山也由于引进了一些改革措施和时髦的理念而获得了‘模范长官’的称号，据说他的理念含有军国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个人主义、世界主义以及温情主义等诸种因素……”

阎锡山所谓“中”的哲学，其实只是大杂烩。原汁原味的“中庸”，源自《中庸》。

《史记》说《中庸》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但后人公认的是，今传《中庸》是儒家就子思之《中庸》加以扩充改造而成的。

《中庸》原属《礼记》第三十一篇，是儒家经典之一，宋代学者将《中庸》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有人常把“中庸”视为圆滑，大谬矣！

《中庸》认为“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宋代大儒朱熹注“中庸”二字为“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从字面理解，中庸强调时时刻刻用中和之道处理问题，是寻找平衡点的哲学。

这个点往往并非对称点，可能是黄金分割点，也可能是体育比赛的“赛点”，这个点还是时常变换的，寻找这个点，并不容易，有时需要斗争。把握到了这个点，就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使矛盾不致恶化，避免局势失控，进入一个均衡状态。

中国古代哲学追求变化中的均衡，认为宇宙中充塞着一种物质“气”，“天地之间，只有一气充周，生人生物”（明末大儒黄宗羲语）。所以，中国的神话中，没有“造物主”，只有“气”，而“气”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也让天地万物相互关联，“生生日新”，主宰这一切的，不是上帝，“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朱熹语）。

因此，人对“理”或“天理”或“道”的追求，就能达到追求整体和谐的目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阴阳合而万物生”，最终达到“天人合一”“天人相通”的境界。

在今天看来，这确实是中国先贤苦苦探索天地造化规律的智慧结晶。

“朝闻道，夕死可矣”，对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道”的大境界，就是中庸。《中庸》一书写道：“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在孔子看来，奉行“中庸”的是君子，不奉行“中庸”的则是小人。孔子很强调“君子”与“小人”之辨，在《论语·雍也》中，孔子曾告诫子夏:“女（注：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即使都是儒生，也有“君子儒”与“小人儒”之分，二者何以分辨？所谓“君子儒”，就是以“谋道”为志业的君子。孔子认为：人的道德生命是通过“谋道”而获得的，因此崇尚道德生命的君子“谋道不谋食”。“谋道”还是“谋食”，这是“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分野。

关键的问题来了：如何才能做到“中庸”？

中庸之要在于“诚”。

修中庸之道达到诚时，自然合乎万物之道、万时之道。无论万事万物如何变化，时间如何推移，大道总是适合其用、适得其宜。达到“至诚”，则可以出神入化，精识万事万物之理。现代哲学家张岱年认为：在今传《中庸》中，“中庸”的观念已不是最重要的观念，最重要的中心观念，乃是“诚”。

这个“诚”字，恰恰是高调鼓吹“中庸”的阎锡山最大的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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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诚”可言

阎锡山最佩服的人之一，是晚清名臣曾国藩，他一直在学习曾国藩的识人用人之道，但是他只学到了“术”，却没有领悟到“道”。

曾国藩

曾国藩的“道”，其实就是一个“诚”字。

有个很经典的故事：李鸿章初入曾国藩幕僚，还是公子哥习气，早上赖床起不来。曾国藩偏偏习惯与众幕僚共进早餐商量要事，见李鸿章没到，屡派下人去催促，李公子总算下了床，前往餐厅一看，顿时尴尬了，曾国藩与众人团团坐着，都未动碗筷，脸色自然不好看。待李鸿章面红耳赤坐下，曾国藩一言不吭开始吃，吃罢，撂下一句话：“此处所尚，惟有一‘诚’字而已。” 李鸿章经此敲打，“悚然久之”，从此不再恋床，直至晚年，提起老师曾国藩，仍是满心恭敬。

阎锡山学曾国藩用人，颇费心血，也确实笼络了一批“死士”。

1949年，太原城被解放军围得水泄不通，晋绥军死守不降，导致攻城部队付出了重大伤亡。城破之前，阎锡山见情势不妙已经跑路了，却仍遥控部下死守孤城，还欺骗他们：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我即将回来”。此种行为，跟“诚”字完全不搭界。

曾国藩那一代的湘军将领，多是儒生出身，深谙中庸之道，以诚感人，弥合分歧。曾国藩自己并不擅长领兵打仗，却知人善任，打造出一支团结出力量的强大湘军，“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

胡林翼更是满腔赤诚，当时湘军水师对于战局至关重要，但杨岳斌、彭玉麟两位水师大佬互相瞧不上对方，经常闹矛盾。胡林翼作为顶头上司，不惜当众下跪，一番推心置腹，令他俩握手言和。

相形之下，阎锡山用人却偏好“分而治之”，在部下之间有意制造矛盾，让他们拉帮结派，互相对抗，然后利用彼此矛盾，显示自己不偏不倚，令部下只听命于他。

当年，晋绥军之间的相互掣肘是出了名的，也因此造成了晋绥军的一个特点，令人哭笑不得：进攻不行，但守城很行——对手兵临城下了，大伙儿只能放下矛盾，团结防御，本有的战斗力给逼出来了。

这种平衡御下、相互钳制的办法，就是阎锡山的“中庸之道”，达到“扣两端而用其中”的效果。当然，他并不会认真思考：少了一个“诚”字，还能叫“中庸”么？何况，阎锡山对人，从来都是实用至上，他在《阎锡山日记》中，如此这般总结识人、用人问题的经验：“用人如御马，御之善可以行远，御之不善反能覆身”，把人当成了动物。

再看看阎锡山如何对待朋友。

北伐结束后，当时中国有四大军事集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革命军、以冯玉祥为首的西北军、以阎锡山为首的晋绥军和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

蒋介石是玩弄权术的高手，想削弱其他三大军阀的实力。冯玉祥怒而起兵与蒋介石大战一场，结果失利，于是他有了联合阎共同反蒋之念，派人去太原商量。阎锡山已被蒋收买了，他含糊其辞，设法诱冯入晋。

1929年6月24日，冯携妻女由华阴入晋。7月初，阎以冯住晋祠不便为由，诱骗冯移住五台县建安村（阎的老家）加以软禁，并派卫队切断冯与外界的接触。冯玉祥一时恨死了背信弃义的阎锡山，被软禁期间曾一度“愤而绝食”以示抗议，经身边人力劝，“冯才复食”。

然而，阎锡山旋即发现蒋介石给他开的是空头支票，而且在设法诱捕他。于是，他连夜逃回太原，左思右想，还是得联合冯玉祥共同反蒋，于是跟冯玉祥言归于好，又联合桂系，发动了规模宏大的反蒋战争，史称“中原大战”。

史载，中原大战前，阎锡山前往建安村看望被他软禁的冯玉祥，在冯玉祥面前抱头痛哭，表示愿意一起反蒋，得到了冯的谅解。

冯阎联军一度占优，甚至差点活捉了蒋介石，却因为张学良的东北军关键时刻开进山海关支持蒋介石，这场历时五个月、双方投入兵力高达百万、造成中原大地生灵涂炭的军阀混战才告一段落，冯、阎二人联袂下野，冯玉祥宣布入山读书，阎锡山避至日本人控制的大连。其实，当时冯玉祥还想撤回黄河以北继续作战，但他发现阎锡山为了保存实力，早就把主力撤回了山西。难怪冯玉祥后来宣称：蒋介石是敌人，阎锡山是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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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的“墙头草”

阎锡山最令人不齿的，是在抗战胜利后，罔顾民族大义，将留在山西的日本侵略军改编为己所用。

当年，山西是抗战的主战场之一，战斗之频繁、战争区域之广大、敌我斗争之残酷、山西老百姓所受日军荼毒之深，都是十分罕见的。但是，一直到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攻占太原，最后一支日军才在中国覆灭，此时距离抗战胜利已近4年。

位于山西省内的阎锡山故居。图|图虫创意

阎锡山年轻时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自诩“日本通”，素来亲日，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太原，首先想到的不是缉拿日伪战犯，而是为了反共豢养投降日军。

史载，经阎日合谋，抗战胜利前盘踞山西的日军骨干基本都留了下来，1947年6月，阎锡山将残留日军改编为“陆军暂编独立第十总队”，总编制人数9726人。其中有日系军人2447人、华系军人7297人，但从总队长到各团团长，领导骨干基本是日本人。阎锡山相当迷信日军的战斗力，曾多次表示：与其要10万中国军人，不如要1万日本兵。

这支“陆军暂编独立第十总队”被后人称为“蚂蚁部队”，得名于历史亲历者、日本人奥村和一拍摄的《蚂蚁部队》的纪录片。中国作家、《中国远征军》作者罗学蓬也专门挖掘过这段历史，出版了著作《蚂蚁部队：八一五后滞华日军覆灭记》一书。

中国军阀根深蒂固的“实力为王”“实用至上”心态，再加上阎锡山精明的商人算盘，造就了“蚂蚁部队”这样一个可恨又可悲的“怪胎”。

所以，所谓“中庸之道”“中”的哲学，都不过是阎锡山的自我包装，他的本质，只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个冷酷的实用主义者。

他参与了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却为了讨好袁世凯，把辛亥革命贬为“新旧递嬗时代之权宜手续”，认为“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支持袁世凯称帝，获封“一等侯”；他是国民党元老，却根据袁世凯的命令解散山西全境的国民党组织，屠杀大批以往的同志……

他的最大目的，就是保住“山西王”的位子。在情势危急时，他推出“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他还将此概括为“保境安民”，要求“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

实力不济，就不参加军阀混战，休养生息，为了阻止外地军队乘火车入侵并且保持山西省的煤炭与矿产资源，他甚至兴建了与中国其他地区轨道宽度不一的铁路。

他是一个“坐山观虎斗”的高手，但是一旦感觉自己实力上来了，立马杀出山西。当北伐军在南方势如破竹时，阎锡山一看时机成熟，马上发动，在太原挂出青天白日旗，与奉军激战。奉军后来退回东北，阎锡山一度在北伐中掌握了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两特别市的军政大权，达到了他个人掌握地盘的巅峰。

中原大战中，阎锡山一举成为国民党反蒋军联军的主脑，1930年7月，反蒋各派在北平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党部扩大会议”，史称“北方扩大会议”，决定另组“国民政府”，这一年9月9日，阎锡山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职“国民政府主席”，这也是他个人仕途的巅峰——只是就任时，反蒋联军大势已去，“阎主席”黄粱美梦就此收场。溃败前，他令晋绥军赶紧撤回山西，哪管联军死活！

抗战初期，山西一度成为全国实现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的模范地区，但阎锡山感觉日本不可战胜，遂由联共抗日转变到联日反共，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珍珠港事件”后，阎锡山见日本人快不行了，又从依靠日军改为利用日军。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阎锡山在日军保护下回到太原，随即宣布“行者”（抗战人员）和“居者”（汉奸）同样有功，并委任为高级顾问或高级参事，改编伪军为省防军，留用日俘约万人，作为他进行反共内战的资本。

绝对的“墙头草”。

在解放军推枯拉朽的打击下，阎锡山这个“不倒翁”终于倒了，他逃到台湾，很快失势，闭门著书，继续研究他的“中”的哲学，1960年客死台湾，他给自己写的挽联是：“有大需要时来，终能成大事业；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

中国文明是世界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数千年前的先贤智慧，仍然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尤其是在日益喧嚣与困惑的当今世界，中国的传统文化，让世人得以反思许多，求得心灵平衡。

但是，研习传统文化，最可怕的就是把古人的智慧庸俗化，走向冷酷的实用主义。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为”字，原是“修为”之意，本来是指“如果人不修身，那么就会为天地所不容”，结果给歪曲成了“人如果不为自己谋私利，那么老天都会灭掉他”，给自私、贪婪找到了理论依据。

“中庸”亦是如此，“中”本来是一种原则，却被歪曲成了不讲原则；“不偏不倚”，却被歪曲成了“左右逢源、见风使舵”；以“至诚”求“中庸”，却成了不择手段达到目的……

所以，千万别傻乎乎地跟着阎锡山学“中庸之道”，当然，如果有些人就是要以阎锡山为榜样，实用至上，则别拿“中庸”来包装自己。

参考资料：

1.《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商务印书馆，2011年12月

2.《中国哲学大纲》，张岱年，商务印书馆，2015年12月

3.《阎锡山传》，景占魁，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1月

4.《我的生活》，冯友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

5.《晋系军阀全传》，黄启昌，团结出版社，2002年1月

6.《蒋介石传》，（英）乔纳森·芬比，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1月

7.《蚂蚁部队：八一五后滞华日军覆灭记》，罗学蓬，重庆出版社，2013年8月

8.《“山西王”阎锡山的最后岁月》，李菁，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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