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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不娶、女不嫁”，“孩子随父姓也随母姓”……最近，一种新的婚姻形式——两头婚引发热议。那么，这种婚姻真的更为平等吗？它究竟是对女性的保护还是新的枷锁？

从表面看，两头婚看上去比较公平。

在经济上，男方不出彩礼，女方也不出嫁妆。在日常生活方面，双方家庭都要准备婚房，两边轮流住。在生育方面，夫妻一般会生两个小孩，第一个随父姓，由男方抚养为主，第二个随母姓，由女方抚养为主。在两头婚家庭里，没有外公外婆的概念，小孩对爸爸妈妈的父母都叫爷爷奶奶。这种婚姻的出现，常常被认为和独生子女政策有关，据浙江某基层妇联工作人员反映，由于两方都是独生子女，双方父母都舍不得各自的孩子，且愿意花费精力和金钱帮助孩子，子女和原生家庭的关系也更为紧密。

这似乎完美的避开了当下婚姻中的几大难题：彩礼、婆媳矛盾、孩子的冠姓权。尤其是对于女性而言，相比与传统婚姻，她们好像有了更多的自主权，比如，可以让孩子和自己姓，有自己的房子等。但是，当人们在谈论这些好处的时候，或许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这种婚姻中，生育两个孩子是被视作理所应当的事情，女性是没有权利说不的。所谓的女方获得冠姓权，更多的或许还是女方家庭的要求，而她们所要追求的也同样是传宗接代。

这恰恰是当下人们在探讨女性处境上的一个误区，人们会很自然的认为女性的困境只来自于婆家和丈夫，也就是男权。实际上，比起男权，父权才是更为沉重的枷锁。而父权并不仅仅指的是父亲或男方的家庭，它也包括女性的原生家庭，因为在很多时候她们也同样扮演着“父权”的角色。她们不会因为亲情就把女儿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女儿存在的价值取决于她是否为这个家族做贡献。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彩礼，人们常常会认为彩礼女方家庭要收彩礼是为了保障女儿未来的生活，根据腾讯谷雨《2020年国人彩礼调查》，彩礼由女方家庭来支配是占比是最高的。而有些家庭之所以收取高额彩礼，是为了留给儿子娶媳妇时用。也就是说，在父权体系下，无论男女，个人的感受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让家庭维持下去。在两头婚中也是一样，过去催生的可能是婆家，现在则变成了娘家。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甚至更难说不，因为与反抗婆家相比，反抗自己的原生家庭所要面临的是更为隐秘且沉重的道德压力和情感绑架。

如此看来，也就不难理解两头婚的逻辑了——它的内核就是传统的宗族式婚姻。不同于现代核心家庭，父母要承担大部分的育儿责任，在传统社会中，养育孩子是整个家族的事情。同时，人们之所以结婚，就是为了生育，至于夫妻双方有无爱情，那根本不重要。正如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所言：“人间所以有夫妇的结合，无非是为了要使孩子们能得到适当的抚育”。

两头婚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夫妻双方的考量，而是为了满足两方家庭的要求。在这种婚姻中，夫妻的存在感反而是最弱的，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两个家庭，甚至可以说家庭中的主导是亲子关系，而非夫妻关系。个人的面目是模糊的，他们被默认为和原生家庭是一体的。

这可以说是当下年轻人婚姻家庭模式的缩影，即在年轻人的婚恋上，父母的意见正在变得越重要，他们和原生家庭保持着高度的粘性。一方面，这体现在经济上。在中国结婚买房的观念仍是主流，在当下年轻人很难通过自己的收入全款买房，他们需要得到父母的经济资助。

《95后新社会人婚恋居住调查报告》显示，95后家庭普遍不缺房，无房家庭占比尚不足1成。从购房资金来源看，7成95后购房需要父母的资助。而这种对于家庭的依赖性不仅只是买房，甚至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比如在找工作、读书、结婚等人生重大事务上，家庭的参与度都很高。

对此，BBC专栏作者Christine Ro分析称，这和国家的社会福利程度有很大关系，比如在欧洲，地理上越是靠南的国家，也就是社会支持越是有限的国家，年长父母与成年孩子的联系往往越是紧密，住所也越是接近。

另一方面，社会的原子化也加剧了子女对父母的依赖。如今科技越来越发达，生活愈发便利，但是人的生活越来越宅，除了工作之外，人们很难通过其他方式与周围产生链接。人类学家项飙将之称为“附近的消失”，并认为正是因为如此，使得最原生的社会关系如父子关系、代际关系重新变得重要。在这种趋势下，势必导致父母对于子女婚姻的参与度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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