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运奴船平面图，显示奴隶们是如何被“储存”的。

首先，欧洲人对于非洲人的大规模奴役和剥削从来都不是偶然的，也无法将其与全球贸易以及帝国主义的兴起相互分割：奴役与剥削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核心机制之一。奴隶制本身是一种古老的实践。但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像在美洲——特别是在加勒比群岛上——建立的庞大的奴隶制种植园那样的情况。到十八世纪末，这些庞大、野蛮、破坏生态的企业已经成为一个巨大、利润丰厚、相互依存的网络的核心，涵盖的方面包括了金钱、商业、权力和疆域，并向东跨越大西洋延伸到欧洲和西非，向南北两端延伸到美洲内陆的殖民地。

以数百万在这种工业化的农场里被强制劳动至死的奴隶为支撑，英国白人和其他欧洲人不仅创造了繁荣的糖、烟草和稻米的国际市场，而且创造了涵盖航运、银行、保险、制造业、商品贸易和军事远征等方面的深具资本主义特色的帝国经济。就连牙买加种植者自己消费的精白糖，也是由加勒比海地区种植和加工的原料，被运到伦敦，由英国的制糖师精制，然后漂洋过海运回西印度群岛再行零售。

奴隶制也并非因为开明的英国人反对奴隶制而消亡。等级制度、种族主义和家长作风深深地刻入了废奴主义者的观点——自由是黑人逐渐赢得的东西，由白人仁慈地赐予。被奴役的人自己则有着非常不同的想法。早在英国白人产生废奴主义的观点之前，受奴役的人们已经对自己的处境开始了激烈而不懈的斗争。

在整个十七世纪后期和十八世纪，西印度群岛各地都有大量逃亡和反抗的奴隶向白人移民进行持续的游击战。在十九世纪初发生了三次重大的起义——1816年在巴巴多斯，1823年在英属圭亚那，1831到1832年在牙买加——迫使英国人采取行动。废除奴隶制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防止黑人自我解放，以武力夺取宝贵的英国领土——就像法国主要殖民地的反叛的奴隶们在1804年建立海地自由共和国那样。

更重要的是，结束奴隶制并没有阻止它所催生的巨大的贸易和剥削体系。恰恰相反，这是为了加强这种体系。英国政府向奴隶主支付了巨额赔偿——但对被奴役的人却没有任何补偿。相反，废除奴隶制的法律迫使他们作为“学徒”，继续在种植园里无偿劳动多年。

废奴主义者推测，获释的奴隶会更加努力地工作，使种植园更加有利可图。当加勒比出产的蔗糖的价格下跌，他们的“懒惰”成为人们指责的对象。当他们胆敢要求提高工资时，从中国、印度和非洲运来了成千上万的其他深色皮肤的工人，作为契约劳工来取代他们的位置——就像他们被运到英国在世界其他地方无数的其他新种植园一样。自由劳动和自由贸易与奴隶制是不相容的，但却和持续的剥削以及全球贩卖低薪工人的行为能够和谐相处。

正如斯坎兰在这本内容丰富、发人深省的书的结尾处指出的那样，十九世纪的英国资本家继续对海外的奴隶制企业进行大量投资。他们为美国南部的许多银行、铁路、汽船和种植园提供资金和保险。英国的棉花工业通过加工美国奴隶生产的大部分原料，发展成为其最大、最有价值的工业部门。在某个时间点，有近五分之一的英国人的生计依赖于它。在几乎所有方面上，这个崇尚自由贸易的帝国与其说是对之前奴隶制帝国的否定，不如说是它的延续。如今应当更加坦诚地理解它的多重遗产了。

（原文发表于2021年1月29日《卫报》，由作者授权翻译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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