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去过四川，都会对四川话的强势深有体会。不少方言在推广普通话影响下迅速从公共场所消退之时，四川仍然男女老少一口川味，甚至不少外地人也很快学会四川话。不独四川，重庆、贵州、湖北、云南、湖南西部、广西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方言都很相近，形成巨大的西南官话区。

为什么同在南方，东南地区的方言往往「十里不同音」，西南地区则高度统一呢？

这和四川的人口来源有很大关系——现在四川和原属四川的重庆共有一亿多人口，但这一亿多人口中的大部分，在四川的居住史只能上溯到明朝。

原因并非元朝以前四川人口稀少。恰恰相反，这里很早就以富庶著称。宋代以前，四川盆地与长期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关中关系紧密。秦汉和隋唐两大稳定期，四川是首都长安的后院。到宋代，蜀中已百年没有经历大的战火，川峡四路人口在北宋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在南宋甚至高达五分之一，一直保持超过千万的水平。

人口最密集的成都府路地区，是南宋唯一一个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 100 人的地区，与临安所在的两浙路、同在四川的梓州路并列为人口最集中、经济最发达的区域。长期的发展催生了发达的文化事业，蜀中的织锦和印书业都冠绝一时。

仅从语言上，就能看出当时的四川人与今天不是一家——宋朝四川人的方言和现代四川话差别极大，也与当时的通语——包括现代四川话在内的所有官话的祖先区别显著。据当时的记录，四川方言和流行于关中以西的西北音一起统称「西音」、「西语」。

蜀人苏辙的诗里会出现「高」「何」押韵的情况，从关于他哥哥苏轼的记载来看，它们可能都跟「好」一样读成类似「吼」的韵母，陆游也曾记载，四川人会把「笛」读成「独」、把「登」读成「东」。这些都与宋代通语语音差别很大，却跟敦煌地区的西北汉语有相似之处。很明显，这种语言和现代四川的西南官话处在谱系树的不同枝桠上，没有直接的传承。

作为南宋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古四川人为什么没有留下多少后代呢？

制造大规模的人口替代，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战争和瘟疫。1227 年始，大蒙古国三次出兵抄掠四川。不久，南宋命余玠负责四川抗战，将富饶但难守的平原地区作为纵深，建立了以重庆为中心，依托川东山溪构建城堡的山城防御体系。这种焦土战略在军事上有效阻遏了蒙军攻势，使得蒙军在四川鏖战五十余年，川东成为元宋战争中最后被征服的地区之一，同时也使得战争长期、拉锯化，饥馑和疫病随战争而来，人口损失更为剧烈。

据《中国人口史》，战后原南宋四川境内只剩 20 万余户，比战前减少了 230 万户。大量社会精英「避地东南」，逃离故土，成都人费著在元代访察他在战前认识的数十族唐宋世家，只剩五家还在成都附近。整个元代四川的人口都没有得到恢复，大量唐宋旧行政区划因为「地荒民散」被降级或省并。

然而，四川人的磨难还没有结束。元末群雄并起，农民战争又一次给四川人口带来灾难。经历两次劫难，四川地广人稀，已经没有多少宋朝以前的四川土著居住。

人口的剧烈减少促成了语言更迭。

不少四川人都会把祖上追溯到湖北麻城孝感乡。和山西大槐树、岭南珠玑巷、苏州阊门等著名祖先神话一样，这并非全无道理。

终结四川元末战乱，割据四川建立明夏政权的明玉珍是湖北随州人，他所在的徐寿辉集团是根植于鄂东的势力。突袭重庆成功，在四川站稳脚跟后，明玉珍多次在鄂东招徕移民，据《中国人口史》考证，明夏从鄂东引入的移民累计多达 40 万人，和当时残留的四川土著总人口相当。

明代民间著述和私撰家谱基本要等到明中期才普及，各地方的迁居地来源正是在此前一百年里口传、竞争，让有力族群的迁徙故事脱颖而出。一百年间，整个四川的溯源神话慢慢收窄，最终精确到了鄂东的麻城孝感乡（今湖北红安县）。

不过，新的四川方言并不是当时鄂东方言的简单移植，更类似于当时南京江淮一带的方言。

移民对语言的影响并非简单的人口替代与语言替代——中国语言史的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在大规模人口重建或者移民时，即使移民迁出地比较集中，迁入地形成的新方言也不一定是迁出地方言，而是优势的共通语。最明显的例子是东北地区的移民源头以山东省居多，但最终成形的东北方言的底子仍然是共通语北京方言，只有少数特征与山东方言近似，如有些地方的 r 读成 y，「人」、「银」不分。

经历明初的大迁徙和大量设置卫所。原本分布在以南京江淮一带的一种地方性标准音扩张到沿江和西南的广大地区。

这些地方现代方言的祖语来自于文献中记载的明代南方官话音系或者与其相当接近的语言。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平翘舌音的分法和普通话不同，类似老派南京方言——士≠是=世，前一字平舌，后两字翘舌，还有争≠征，泽≠折，楚≠杵等均为前平后翘。明朝南系官话之强势，甚至连普通话中也带有来自南系官话的读音，如「选择/择菜」前者来自南系，而后者是北京的本地音（查看大象公会往期文章《北京话是满族人发明的吗》）。

现今西南地区尚能分平翘舌的方言如自贡话、昆明话平翘舌分法都类似老派南京话。虽然以成都为代表的西南大城市乃至南京多数市民如今已经不能区分平翘舌。但根据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留下的关于分平翘舌的老派成都话的记录，当时的成都话分法也类似南京而不像普通话。

正统年间（十五世纪）出生的陆容列举各地「语音之谬」时就提到：「四川人以情为秦，以性为信。」稍晚一些的张位说：「巴蜀怒为路，弩为鲁，主为诅，术为树，出为处，入为茹。」这些记载与今天的四川话，特别是自贡一带的方言，特征相当一致，足以说明当代四川话在明代已基本定型。

四川的人口构成，在明末清初的大战乱又遭受了剧烈的冲击，人口减少到清初不得不再次进行人口重建的地步。不过，这一次四川话没有多大改变。主要影响只是大量湖南湘语词汇的引入和主要分布在川中的湘语和客家话方言岛。如成都郊区的洛带镇居民，即说客家话。

明朝大移民对人口语言的影响远不止四川，整个西南的民族语言分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四川湖北以外的地区，宋代鉴于唐帝国衰亡都因为边衅虚耗国力的教训，秉承儒家「不疲敝中国以事蛮夷」的原则。传说宋太祖以玉斧划大渡河，对西南少数民族政权不作深度介入，满足于基本的以称籓和茶马互市进行间接控御的水平。今云南、贵州、湘西、广西西部的广大地区，在大理、罗氏、自杞等少数民族王国以及各自的溪峒部落治下，不归「王化」。

明初蒙古人虽被逐出中原，但北部仍旧由其控制，西域是蒙古背景的察合台汗国，吐蕃为元镇西武镇王所控，西南则为元梁王。明朝君臣不能忍受汉地被各种蒙古势力包围，消灭了云南的元梁王势力，暌违数百年后重启中原王朝对云贵高原的经略。

明朝继承元代的制度创新，在边疆完全接收了元朝羁縻各民族君长的土司制度。而对应于元代引蒙古和北方各族戍守要地的制度，朱元璋在云南设置军事卫所，引入了大量汉人屯军。

这些屯军部分来自整肃中充军的富户，比如著名的江南富商沈万三家族。明朝传说中，「充军云南」影响之大，以至于明末有人认为全部应天府的土著居民都被朱元璋发配到了云南。

云南新的汉语社会正是围绕这些军籍移民建立起来的，可能因为这个社区的人口来源和军事属性，形成的方言在明代一直和南京标准非常一致，当时的文人经常赞叹云南的语音非常类似典雅的南京话。

正因为方言相近，云南汉人中出现了祖先来自南京柳树湾的移民传说。因为南京的优越地位，这个传说对攀附入籍的少数民族吸引力也很大，不少自身仍是受封土司的酋长家族也会自称来自应天府柳树湾。

不过，明代云南的汉人聚居区集中在滇中，周围的地区大多仍是土司自治领地，如同贵州、广西、湘西一样。这些地方没有这么庞大的移民，却也同样建立了围绕驻军卫所和驿路的军事移民城镇，成为了当地汉语传播的核心。

清代的改土归流更加促成了方言的一致——强制废除地方民族自治的土司王国后，本来封闭的土地改由中央委任的官员治理。这些土司领地今日看来偏僻，在当时官员的报告中却以富庶著称——人口剧烈增长的内地陷入贫困内卷化的顽疾，前土司辖地却耕地面积广大。于是，改土归流成功后，这些地方吸引了蜂拥而来的周边移民，形成大片的西南官话区域。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地区的老移民因为口音不同还遭受了新移民的歧视。例如在贵州北部，明朝进入山区的移民因为与改土归流后的新移民差异巨大，也被当成了蛮夷，称之为「凤头苗」「穿青」等。实际上他们所说的语言只是一种与新移民不太相同的西南官话。